王羲之书法艺术

王羲之书法艺术

书圣书法出现在东晋，不是偶然的。东晋时期汇合了孕育书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

一、书法艺术的自觉

魏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事频仍，社会动乱，儒、释、道并行，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个性、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文学艺术进入表现自我性情的自觉阶段，书法艺术亦不例外。在文字形成、发展、使用的漫长历史中，书法首先是为了满足实用的需求。从出土的大量的竹简、木简、帛书和陶器来看，至汉代，书法还没有被普遍地看作艺术而受到重视，作书一般都是地位较低的典签、书佐的职责。汉末和魏晋时，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战争的需要，东汉雍容尔雅、规矩端严的隶书，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因此，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简易方便的楷、草等书体，逐步得到发展。由于战乱和分裂，地方割据，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推行全国统一的书体。以隶书作正式场合通用的书体，仅在中央集权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在北方和南方的边塞地区已不那么严格，甚至可以自由运用。官方文书草化的现象越来越多，书佐、书佣和刻石的书体越来越随便。这样各种书体就有了发展提高的机会，文字线条的形态趋向丰富、生动，开始具有生命

力。达官显要和士大夫逐渐喜好书法，并将书法从社会低层的简单劳作，演变成一门高雅的技艺。与此同时，从魏武帝开始，帝王也介入书法艺术的学习和创造。魏文帝曹丕‘善飞白书，时于宫中戏为之’。晋武帝司马炎‘喜作字，于草书尤工，落笔雄健，挟英爽之气’(《宣和书谱》)。帝王的重视，书法家地位的提高，激发了书人的才华和智慧，造就了书法艺术的开山大家。如杜度、崔瑗、蔡邕、张芝、刘德升、师宜官、钟繇、胡昭、韦诞、皇象、卫恒、索靖等。书法在他们手中成为一种表达性情、意趣的高雅艺术。他们有意识地追求结体、运笔、线条的表现力，书法艺术走向自觉。只有在艺术走向自觉后，才可能出现杰出的书圣艺术家。

从艺术欣赏角度看，书法发展到东晋，搜集、珍藏法书蔚然成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臵左右玩之。《陈书〃世祖九王传》载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的坟墓，大获王羲之及诸名迹。当时的书家也对墨迹珍重备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有可能产生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二、书圣风流放达的时代精神

书圣时期魏晋玄学兴起。玄学、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成为魏晋士人的思想基础。释家的‘空’，道家的‘无’，玄学的‘玄’，为书法家的创作意境，营造了极佳的氛围。士人以旷达超俗、不涉世务为清高，以高谈玄远、轻毁礼法相标榜。他们尊重人格上的独立，主张无为与真率；他们蔑视礼教，轻视轩冕，寄情山水，品第风流，过着极为自由潇洒而又闲雅的生活，无意于佳的逸笔草草，表达了晋人空灵的精神境界。也正因为如此，晋人创造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书美韵味。今人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这样就使书法家敢于大胆想像，丰富形象思维，正如张怀《书议》所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

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三、书圣书法理论的进步

汉魏以来书法理论的进步，也是建筑书法高峰的重要基础。中国书法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各种书体都已成熟。为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寻绎其发展历史，便有文字演

变、书体渊源、书写技巧的探索和讨论。汉魏两晋的书法论著，正适应了书法艺术发展的需求。

书法，是一种写字的艺术。那时的书法家首先必须通晓小学，即探求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东汉许慎撰成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这部专著共十四卷，合叙目为十五卷，以‘六书’推究文字的形、音、义，为书家必读。赵壹《非草书》，虽然逆书法发展潮流而对东汉书人沉迷于草书的情况进行了非议，但却使后人看到了当时士人对书法美的执著追求。蔡邕的《笔论》在书法史上揭示了书法艺术中人的本质精神--任情恣性。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他的另一著作《九势》和卫夫人的《笔阵图》，对书法的运笔技巧进行了总结，提出书法‘肇于自然’这种朴素反映论的观点：‘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蔡邕还提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法艺术命题。卫恒《四体书势》探究古文、篆、隶、草四种字体的起源、发展和遗事，后系四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杰构。索靖的《草书势》，文章虽短，却启人想像，把草书比作自然界有生命的飞禽走兽，赋予习草者新的情思。卫夫人的《笔阵图》在总结了七种笔画的技巧后，着意指出了‘意’和‘笔’的关系，明确‘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是书法善与恶的关键所在。

书法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为诞生杰出的书圣艺术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书圣书写用具的发展

在书法用具上，书圣时代的魏晋较之汉代有很大的提高。造纸材料和技术的发展，使纸得到大量的生产和广泛的应用。新疆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卷和残纸，其时代多在魏晋，说明当时纸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已经取代了竹木简和缣帛。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悬泉臵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出土万余枚内涵丰富、笔迹精美、辞号完整连续的两汉简牍外，尤为可贵的是，出土了二十四块西汉及新莽时期的麻质纸。其中四块有汉字墨迹。时在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公元前七三年-公元二三年)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留有书写痕迹的纸。它比传说中的‘蔡侯纸’的问世(一 五年)，早出一百多年。这些麻质纸质地较厚、粗糙。最大的一块长、宽均为一汉尺(折合23厘米) ，比以前发现的最大的西汉灞桥纸(21×9厘米)大一倍，且边沿整齐、完好。四块有书迹的麻纸中，有三块属西汉时期，字数从几字到十数字不等，字体为隶草，与简牍隶草一致。字迹最多的一块属新莽时期，存三十字，且字迹笔画清晰，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与东汉《王稚子阙》、魏晋残纸、钟繇法帖接近。造纸术在魏晋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晋代皮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