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援助是一柄双刃剑

财政援助是一柄双刃剑
美国常常因为在“海外援助计划”中作出的贡献太小而受到指责，这个计划就是给贫穷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尽管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官方援助计划的金额在逐渐加大，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2%，在全世界22个最富有的国家中排最后一名（挪威第一，比例为0.93%）。

美国基金会、企业、非政府机构、大学和宗教组织提供的私人援助额度基本上和政府经费持平，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私人机构的援助，因为相比于美国，这个贡献实在太小了。

美国的公共和私人援助加起来比其他许多国家的都多很多。

但是从道德角度考虑，这些数字都没有意义。

首先，在给予与接受的数额之间就存在着差异。

大多数美国实施的援助都要求拿钱购买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假设美国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用来购买美国的产品，而在其他地区只需要花费75万美元就可以买到。

那这样算起来，净转移额度不是100万美元，而是75万美元。

行政费用常常被忽略掉，或者在政府基金项目中这种浪费早已司空见惯了。

现今，美国外援最大的受援国是伊拉克，而且大多数资金似乎都已被挥霍光了。

然而，站在道德平衡的角度，这些数据都忽视了美国通过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而获得的好处。

美国在国防安全上花费的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全世界的平均比例为2%，挪威只有1.9%。

但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善心，而是为了保护国防安全。

我一个过时的观点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机构，提供的慈善救济都可能减缓受援国的贫困、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苦难。

反贫困政策都是基于国内的而非国际的，这种主张我们都熟悉。

我们一般都很高兴用生活福利来代替工作福利，因为生活福利将产生一种依赖性，如果受援国的收入水平达到每年2万美元，那么这种福利就会消失。

所以说，如果受援国受到的福利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价值2000美元，它的收入水平增加到23000美元后，其净获利为1000美元，这就说明边际所得的税率为0.67%，这就会影响到国民工作的积极性。

我相信在国际范围内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接受援助的国家，都不会努力去解决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常常不会因此而获得利益，因为这些对于工作、企业、储蓄等都不会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也不会及时考虑自身所面临的社会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国外援助也有同样的影响。

更进一步讲，外援越普遍，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

当国外援助成为一国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浪费、腐败、寻租，以及推迟政治、经济的改革与结构调整。

数额极少的外援不会产生这些消极影响，但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政府资助还是私人资助，它们常常都要确保这些资金用于建设性项目上。

但是，第一，它们并不知道哪些国家需要这些援助；第二，除非外援的数额占受援国全部收入的大部分，否则这些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也是无法控制的。

如果一国在卫生保健上花费1亿美元，而在此项目上得到了2000万美元的国外援助，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重新分配这2000万美元以用于其他方面。

这是慈善捐款与公共福利通常都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但是如果捐助的对象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诸如针对预防与治疗“第三世界国家”的艾滋病和疟疾的项目都与国外援助有关。

前者可以通过结合公共健康教育与提供免费避孕套来有效地解决，后者也可以在人们的卧室放置DDT喷雾剂。

实施这些项目的费用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能力范围以内。

如果国外的援助只是为了提供给受援国而没有要求其花费在哪些方面上，那这种替代效应就消失了。

如果这个国家因觉得这个项目对本国没有什么意义而不重视这个项目，那这种替代效用也会消失。

这种援助的实效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

来自一些富裕国家的慷慨资助常常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暗中调整关税政策。

大多数受援国都是农产品生产国，相比于这些富裕国家，受援国的生产成本更低，这样受援国家就可以通过关税保护在竞争中保护农场主，尽管这些农场主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农场主更富有，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都没有关税保护。

一个富裕国家的非农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是农场主的两倍：更高的粮食成本，或者为农场补贴与支持政府对外援助提供税收。

毫无疑问，一些国外援助，包括非军事援助，提升了援助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使公众对国家的关税政策更加满意。

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受援国能够真正获益。

我猜不会。

虽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想，但是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

伊斯特利在书中作了此类实证分析，还有许多文献中也出现了此类研究。

有时候总的数据指标能够暗含很多含义。

亚洲国家自1960年以来先后得到了6000亿美元的国外援助，但是相比于过去，大多数亚洲国家更加贫困了。

目前经济研究在试图找到国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健康改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史蒂芬·拉德利特也进行了综述，请见《国外援助的引进》（A Primer on Foreign Aid）。

2004年海外发展援助金额达到920亿，这或许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应。

但对此我仍持怀疑态度。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国外援助与关税递减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前者减轻了后者实施的压力，那么受援国得到援助的净效益是负的。

评论
我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波斯纳针对援助问题已经进行了重要的论述，所以我就不用再重复了。

威廉·伊斯特利写了几篇关于国外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文章，比如在他的著作《难以实现的经济增长》（The Elusive Quest for Economic Growth）第二章中就有论述。

他和其他学者都讨论了外国政府对于非洲、巴勒斯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援助问题，很明显，都没有发现这些援助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在伊斯特利的著作中，他详细阐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加纳所获得的援助，这帮助它建立了大坝，而且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

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十分支持这种援助，因为会产生很多方面的利益：会创造新的渔业、发电厂，鼓励铝冶炼厂的建造等。

花费了大量的成本，仅仅实现了个别的目标，如一个私营跨国公司建立了一家铝冶炼厂，但发展缓慢，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的。

实际上，这个人工湖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影响，比如频繁的洪涝灾害造成大多数农田被破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水性疾病，如疟疾、河盲症和钩虫病等。

我最喜欢举印度这个例子来说明政府援助的实效。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多的私人援助和政府援助都流向了印度。

然而在同段时期，印度以每年1%的增长率增加其人均国民收入。

我并不是说国外的援助是导致印度发展平平的主要原因，但是它确实没有很明显地解决政府存在的不良经济政策问题。

事实上，这种援助可能促使政府执行这些无效的经济政策，因为印度常常依赖国外援助来解决一些大问题，如因对外贸限制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印度公司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及对基础教育、道路和农业的忽视所产生的问题。

很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意识到其真正的经济问题不是缺少援助，而是其自身的政策。

那个时候进行的改革包括对私营部门的投资放宽，大大降低关税、限额和贸易壁垒。

改变依靠国外援助发展经济的观点。

事实上，印度可以合理地认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对其援助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进口限额阻碍了印度农场主和制造者进入市场。

除了有一点点人道主义色彩外，国外援助注定会失败，因为这是将一国的资源转移到另一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总结出一些贫困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倒是经常抱怨政府不能有效地安排资源。

他们阻止创业，为一些熟人提供投资方面的特权或者进出口的权力，过去管制劳动力市场，在公共形象工程上花费太多，比如国内机场和一些没有用途但占用许多有用资源的大坝，对基础教育的忽视等。

捐助国也经受了政治方面的压力。

它们在援助上添加了许多附加条件，为的是使本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受益。

无论是捐助国还是受援国，都扭曲了援助的初衷，所以大多数国外援助以失败收场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同时也阻碍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那么我的阐述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反对除了军事援助和其他基于人道主义的援助以外的所有援助呢？我再重复一遍答案：是的。

但是，我同意对某些贫困国家提供支持以抵抗疾病，尽管我倾向于一些私人基金会和组织来提供这种援助，因为它们比政府更有效。

但是，如果富裕国家的政府提供资源帮助贫困国家抵抗疾病，那么就应该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营机构。

如果提供给政府机构，就应该严格规定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税收要与其所得到的援助金额相匹配。

贝克尔
来自波斯纳的补充思考
本书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重新思考和关注民主与和平的概念——民主国家之间似乎不太可能陷入战争之中。

那些发展成熟、富裕的民主国家之间确实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它们是被商业价值的思想所主导的国家。

但是，很多民主制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是很成熟，并且不富裕，比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地带、委内瑞拉等。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与美国、日本等这些富裕国家的民主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内部还存在很明显的独裁因素（印度的独裁程度可能会稍低点）。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是否民主因素的存在使这些国家比在完全独裁的体制下更和平。

我对这一点越发持怀疑态度。

哈马斯的例子就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力并没有增强其责任感。

出现在商业阶段的富裕的民主国家成功地挑战了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而且引发了一场对抗军事垄断的革命。

当民主、积极的民粹主义掀起这样一次革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不好的。

哈马斯的经验（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表明，在中东等部分地区实行的民粹主义似乎都过于极端和暴力。

最近的著作似乎对我以前宣称的经济发展能够导致政治自由的结论提出了挑战。

如达龙·阿斯莫格罗和詹姆斯·鲁滨逊的《专政与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传统的观点可能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的对比，而忽视了（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同点。

我仍旧认为我之前所陈述的观点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要像之前所表达的那样有自信的话，进行更多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小国的经济和大国的一样繁荣，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好。

比如，这次从美国始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英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大国。

小国中像冰岛和爱尔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因为很多小国对那些外来的金融工具参与较少，所以在抵御危机上做得比较好，从而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扩散起了很好的抑制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人们的寿命差异明显缩小了。

然而，在美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育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

可以看看桑切斯“教育的
长寿收益理论”（The Longevity Gains of Education）（2008，芝加哥大学，经济部）。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将反映出在这一阶段大学教育的收益优势将会上升。

我认为为了刺激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哈马斯将会调整其对以色列的反对政策，尽管直到我写此之前，哈马斯的反对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会发生的。

当然，这些变化的发生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另外，对于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缓和，我还是感到有一点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