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以“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为例

浅谈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以“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为例
作者：王秀丽，王晓东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3年第12期
作者简介：王秀丽（1960—），女，吉林镇赉人。

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中教一级，研究方向：历史学。

王晓东（1979—），女，吉林镇赉人。

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小教二级，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王秀丽1，王晓东2
（1.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吉林白城 137300；2.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吉林白城137300）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多优良的传统性格，“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等都是这些传统性格的代表。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国人所处环境的改变，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在现实表现中有的发生了改变，甚至背道而驰，这就需要国家的引导以及个人的自觉；有的则还继续保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重义轻利”；“中庸重和”；“行善向善”；现世表现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130—02
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人传统性格的直接促成因素，可以说，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多优良的传统性格。

在这些传统性格与现世社会碰撞的过程中，其现世表现改变了这些性格的初衷，有的则顺应时代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有关义利观的陈述，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推广与推崇，使得此种义利观
对国人的影响较为深远，在长期的熏陶与感染下，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

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变化，“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似乎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现世表现中展示出“重利而轻义”的倾向。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后，一直都是多数封建王朝所推崇的基本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
文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并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义”、“利”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为人处世
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儒家文化中就有多个处理两者关系的“建议”。

孔子说：“义者，宜也。

”要求人在适宜的境况下为人处世；孟子则归结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只有遵循这样的原则才可以“谓之大丈夫”。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子、大丈
夫必须“重义轻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否则就是小人。

在这些儒家传统文化的
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重义轻利”的国民性格。

“重义轻利”的国民性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
间义气、情意的重要性，把它们放在为人处世的首要位置，个人利益则在同等条件下被置于次
要位置。

改革开放30余年，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之而来的是“安居乐业”式的小农意识逐渐淡薄，代之而起的是对更高物质以及精神娱乐的
追求。

而当今中国的实际，医疗、住房以及教育成为多数国人无法承受之重，甚至被称为“新
三座大山”，生存压力骤增，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面对这样的境况，“重义轻利”的传统国民
性格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人情淡薄成为国人经常感受到的字眼。

这些表现都是当今世人无法适
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

因此，我们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也应该回头看看我们的优秀
传统，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价值观。

二、“中庸重和”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国人“中庸
重和”的传统性格。

虽然当今时代与传统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历史的教训使得
国人一直保持着“中庸重和”的传统性格，当然，这与个人的认同与国家的引导是有很大关系的。

儒家的“人生于自然”、“天地万物一体”等思想，促成了“中庸重和”传统性格的形成。

道家老子讲“无为”，讲求“不为天下先”，使得国人易于形成偏于保守内向的传统性格。

佛
家更是讲“轮回”，要求事事忍耐，方能成佛。

可以看出，儒家、道家，抑或是佛家，它们带
给中国人的只能是“中庸重和”的思想，传统国民性格也自然会是这样。

“中庸重和”的传统
性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待人接物以和为贵；其次是爱面子、讲体面；最后是平
均主义。

“中庸重和”的传统性格在现世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虽然当今社会与传统社会有较大的
不同，但在为人处世上，今人还是讲究“和”的，对个人来说，只有在和谐的境况下才能真正
求得生存与发展，所谓“和气生财”就是这个道理。

讲面子、做面子在当今时代可谓更加盛行，不用多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即可归为此类。

随着当今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国人怨声载道，要求社会公平，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建立较好的福利体系，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以满足国人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从这一点看，平均主义在当今国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三、“性善向善”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人行善恶的方面，“性善论”一直是保持着主导地位的，这可谓国人
形成“性善向善”传统性格的理论基础；现实方面人对神的依赖，也决定了人只能靠行善、向
善来表明自己的虔诚，这可谓此传统性格形成的现实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境况的改变，现
世的国人似乎走入了“不可信”的死胡同，人与人之间相互设防，与“性善向善”的传统性格
背道而驰，时代呼唤此传统性格的回归。

“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中的经典话语，后人称之为“性善论”，这是孟子对人性
的终极概述。

中国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皇帝总揽大权的
人治而反对者甚少。

他们认为，人性是善的，没有必要拿一些死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人，用人的
善性完全可以把社会引向更光明的天堂，所以，人治是最合理的，皇权专制实为善性，这样的
观念统治了中国很多年，也促成了国人“性善向善”的传统性格。

同时，中国自古小农经济比
较盛行，基本是靠天吃饭，说白了就是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时人会获得丰收，能够吃饱穿暖；
如若灾荒频繁，人们就会立刻变为饥民。

在当时迷信思想横行的年代，人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求得神仙的保佑。

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他们处处约束自己，以求神降福祉于人间，
在这一过程中，只有行善、向善才能向神表明自己的强烈愿望和实现愿望的诚意，长此以往，
当然会形成“性善向善”的传统民族性格。

当今之人，回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想到的大都是“性善论”掩盖下的权力的高度集中，
而这与当今“民主自由”的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致使今人对专制深恶痛绝，也使“性善向善”的传统民族性格蒙受了“不白之冤”，以致形成了“孟子讲性善，今人多不以为然”的景象。

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今人对西方文明的“膜拜”，更予“性善向善”的传统民族性格以重创，而“性恶论”渐有独领风骚之势。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事事不可信的时代，每个人似乎皆揣了恶意对别人，也防人揣了恶意对自己，社会沦于恶性循环而不止，这是时代
的悲哀，更是国民的悲哀，也是国家的不幸。

不可信时代的到来，急需人人道性善，为社会培养一种“善”的风气。

古人云：“以善感
则善应之，以恶感则恶应之。

”天地万物唯“感”与“应”二字而已。

人是社会的，人人都置
身于社会之中，社会实质是一种氛围，人于社会之中必应社会之感。

善感氛围，则人应善而善也；恶感氛围，则人应恶感而恶也。

因此，在这个不可信的时代里，尤须有人“千言万语”道
性善，尽量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人性中“行善”、“向善”这一面成长的文化环境，以使“性善
向善”的传统民族性格得以回归，并成为我们日常呼吸的空气，这似乎是对亚圣孟子的一种慰藉，更是时代的召唤。

四、结论
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时常跟不上变化的脚步，因此会产生心理躁动等不
良情绪，表现在具体行动上就是为人处世的淡漠、不合理的恶性竞争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
积聚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力量，是良好人性的体现，在这些性格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呼唤它们的回归，这是对人的约束，更是对社会发展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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