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战

抗战相持阶段，湖南是抗战的前哨阵地，是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湖南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把华中、华南联成一片并进占西南的必争之地。中日两国军队在此进行的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争夺战，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也奠定了湖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湖南是重要的抗战后方战略基地之一，湖南人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艰苦卓绝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湖南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湖南人民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是正面战场取胜的重要原因。湖南人民先后有百余万人参加了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有力地保障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其次，湖南人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拖住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湖南人民组织了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万人的自卫队，在湘中、湘北、湘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抗日活动相配合，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再次，湖南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牺牲，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争期间，全省共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余万人，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此外，湖南还每年供给壮丁26万多人（居全国第2），15个湘人就有一人参军（居全国第一）、军粮700 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0000担。8年中实征实募壮丁210多万人（转引自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此外，湖南人民还提供了大量的钨、铅、锌、锑等战略物资。湖南人民以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与全国人民一道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衡阳、常德是通往西南的门户和枢纽，被日军视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湖南又是湘鄂两省几十万部队军粮及湖南周边几个省区几千万人民口粮的重要来源地。同时，湖南还是日军发动的旨在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铁路线和保护此一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的重要战场。因此，中日双方均制定了以争夺湖南为中心的战略作战计划。日军在武汉、广东地区集结了10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的兵力，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35%，使湖南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国民政府在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部署了53个步兵师，占国民党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中日双方在湖南先后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等大规模的绞杀战，是相持阶段战斗最多的主战场之一。在湖南进行的6次会战占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1/4强，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包括一批军、师、团长在内的10余万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迫使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放弃攻占地区，退守战前原有阵地，从而粉碎了日军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梦想。长沙会战的胜利也是在英法于欧洲战场节节败退、德意法西斯蹂躏欧洲大陆的形势下取得的，西方各国认识到中国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盟国在中国设立了中国战区。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确保了华中战局数年之稳定，为湖南和西南各省赢得了发展生产、支撑全国抗战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战略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有利于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转入反攻。常德会战，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以常德为基地威胁陪都重庆、迫使重庆政府求和的企图，支持了湖南其他战场，也配合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军队的作战区域主要在东北、华北和华东一带，湖南是靠近战区的后方基地；由于中日两国两军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需要建设湘、黔、滇、川、陕等能支持长久抗战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后方基地。因此，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就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资源丰富的湖南作为抗战后方战略基地之一来建设。在诸多建设中，又以发展交通与开发资源最为突出。

1.大力加强交通建设。在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先是在全省修建了连接全省城乡的公路网络，加速修通了湘桂、湘黔、川湘等公路，使湘省公路与赣、鄂、粤、川、黔相连接。在铁路建设方面，经过三年努力，使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后，又修建了湘黔铁路、湘桂铁路，并使湘省铁路与浙赣铁路接轨，完成了三大铁路在湖南交轨。此外，湖南省还架设了湘鄂赣长途电话线，疏通了汉口至常德、长沙至衡阳、长沙至常德的水道。湘省公路与川、黔、桂、赣的联网以及三大铁路在湖南的接轨，使湖南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对支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2.加强资源开发管理。湖南有丰富的铅、锌、锑、钨、煤、铁等矿产资源，这些都是军事工业和中国出口换汇急需的战略物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在长沙设立锑业管理局，加强对特种矿业的管制。先后兴建了湖南模范炼锑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湘潭钢铁厂、湘潭电工器材厂、茶陵煤矿等厂矿，把湖南建设为抗战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基地。同时，为了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湖南先后设立了衡郴、宝永两个师管区和沅辰、长岳两个预备师管区，并确定了在全省征兵的办法，确保为持久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

抗战初期，长沙是著名的抗战“文化城”之一,湖南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卢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相继失陷后，中国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成了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长沙成为除武汉之外的又一著名“文化城”。

1.文化名人荟萃。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的外省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纷纷随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或因其他原因来到长沙。他们通过演讲、写文章等对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湘籍文化名人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廖沫沙等人也先后从外地回到了长沙；一批原来在大学里初露头角的湘籍大学生黎澍、李锐等也回到了长沙。他们因人熟地熟，或办报刊，或在抗日团体和学校任职，对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所起作用更大。这些文化人士与原来在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李仲融、杨荣国等人相汇合，形成了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文化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达1500多人，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士约700多人。此外，长沙的抗战文化运动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关切和支持，史沫特莱、鹿地亘、世界学联代表团等先后访问长沙。大批文化人荟萃长沙，有力地促进了湖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2.抗日文化团体阵营强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成为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发起的联系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它开展了捐钱捐物、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等项工作；举办了读书、讲演、歌咏、演戏等项活动；创办了会刊《抗战文化》；开办了各类战时培训班，先后培训了800多名学员，分别回到本县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这种既立足省会又辐射全省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大后方的省市中是少见的。另外，一些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团体如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等在推动群众文化活动、慰问伤员、举办讲演会和音乐会等方面也作了很多实事。

3.宣传抗日主题鲜明。在进步文人和文化团体的推动下，文化界向群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由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创办的《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大众报》、《抗战日报》、《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原有的《大公报》、《国民日报》等也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戏剧、歌咏活动也盛况空前。70多个戏剧团体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各种以抗日为主题的游行歌咏、街头歌咏、电台播唱、团体合唱等声势浩大，深入人心。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漫画、街头壁画、街头展览等，更是遍及城乡。除长沙外，湖南衡阳、湘潭、邵阳、岳阳、湘西等地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战文化运动，并与长沙的抗敌文化运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共同为宣传、动员、组织湖南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文化重心向大西南的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胜利阶段，湖南是中国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和国民政府的洽降地，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制定了所谓“本土决战”计划。为配合这一计划，日军从1945年4月初，调集了8万部队，发动了对湖南最后一次、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中美空军重要基地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战役。中国军队以雪峰山为依托，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侵占芷江的企图。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确定受降地点为芷江，后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芷江由受降地变成了洽降地。从8月18日开始，中日两国军队举行了为期3天的芷江洽降，对受降范围、接收品、日俘与日侨的遣返、南京伪政权的处理等重大问题签署了备忘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军民的抗战，不仅保卫了家乡，而且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