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文化强国

如何建立文化强国

杨倬电气2118班

一个社会的发展，既植根于物质基础，也取决于精神品质。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固然是监管问题，但同时也是良心考题；一些改革难题的背后，固然有利益纠葛，同时也有观念掣肘、勇气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强调“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的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急行军时代，我们的精神家园应当如何安放？

“心累”或许是当今许多人的集体感受。有时是生活的压力让人难以喘息，更多时候则是这样的自我诘问：“天天这么忙碌是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里，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为什么？我们所为之奋斗的高学历到底是为什么？升官发财是否就是成功的唯一出口？当身体向着欲望一路狂奔，望尘莫及的精神又将经历怎样的挣扎？

应当说，在中国人重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精神家园的观照自始相随，只不过始终未成主调。当“小悦悦事件”令人悲痛震惊、问题奶粉使得人人自危，当诚信、善良、安全感成为稀缺资源，今天的国人已不愿是“道德贫困”的旁观者。将这种集体焦虑上升为国家行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命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和充足的民意基础。

西方学者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果”，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关系到公民国家，这种急剧的变化转型，释放了压抑的物质欲望，也带来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促进了

社会的自由流动，却尚未形成新的公共意识；发展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格局，但还没有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

然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我们应如何建立一个文化强国来进行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呢？

首先，我们应进行文化坚守也就是注重文化安全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是前提和必然要求。苏联的解体应当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面对西方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戈尔巴乔夫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在苏联国内大搞和平演变，殊不知“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侵略。因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文化安全，维护文化安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国家根本制度安全。国家根本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是保障国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宪法》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 引起社会振荡的因素仍然存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安全在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意识形态安全。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不受威胁与侵害，能够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该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必将导致该国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衰落甚至毁灭。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颠覆：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在政治上企图颠覆我国国体、政体与政党制度，

在历史上否定我国近现代革命史、我们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价值观念安全。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本质内涵，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每个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规定着该社会的性质。价值观念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在社会和公民中得以保持、延续和发展。影响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因素很多，如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等不同方位的教育因素，国外的文化影响与文化渗透因素等。维护价值观念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重视的问题。

优秀传统文化安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该国、该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该国、该民族的血液中。因此，所有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应高度重视维护和弘扬本国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包括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坚持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次，我们应进行道德重构。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

18个路人的冷漠走开，拾荒阿婆的质朴救助，全社会异口同声的疾首痛心……在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道德图景”。

老人倒下扶还是不扶，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门前积雪扫还是不扫，路有拾遗交还是不交？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原本无需思考的问题，竟成为许多人现实

的“两难选择”？面对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我们自问：究竟是世风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造就了世风？

指责“路人”，似乎成为当下一个普遍习惯。对路人的道德评判固然有助于风尚形成，但更要看到，道德首先是“反求诸己”的。许多时候，我们批判冷漠，是否只是因为隔岸观火？如果身临其境，我们是否也会挺身而出？

道德想象是道德选择的前提。或许，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面前，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倘若我们不缺少用来批判的“想象道德”，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想象”，来支撑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选择？

道德从来不能单打独斗，制度的支撑不可或缺。如果制度仲裁者的逻辑总是“不是你撞的你救什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良善一边，如果公众一再被暗示“流血又流泪”的行善后果，“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就会成为无奈选择；“行善有风险、出手要谨慎”就会成为冷漠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良好的道德想象，离不开有力的制度呵护。只有制度是向善的，道德才会是向上的。

制度固然重要，却不能包治百病。正如法律无法规定必须对陌生人微笑一样，道德的温情不能只靠法律涵养。马克思曾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个体的道德想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选择，同样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道德风貌。许多时候，正因为某些机制还不够合理，源自个体的道德努力才显得格外珍贵。唯有借助这种想象的力量，我们才能及时填补制度的价值真空，并积聚起改善制度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