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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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401 04501041 张萍

《红字》是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重要作家霍桑的代表作之一，它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在时隔两个世纪的今天仍是不朽的经典名著。小说以深邃的主题，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作家霍桑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由于清教自身的复杂状况，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复杂的。而代表作《红字》典型而又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清教伦理道德既认同又怀疑的矛盾心态。其认同表现在对人性恶及灵魂新生的探究，其怀疑表现在对清教伦理道德之于正当人性压抑的揭示，前者是浅层的，后者是潜在的。就整部小说而言，后者占据了更为主动的地位。有的学者更是另辟蹊径，透过《红字》来探究作者的清教观。下面就简单的总结和评析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作品。《红字》故事的背景，是1650年前后的波士顿，当时的居民是1620至1630年间来此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他们都是在英格兰故土受詹姆斯一世迫害着而抱着创建人间乐土的理想来新大陆的清教徒，史称“朝圣的教父”。清教徒在英国最初史反抗罗马教皇专制、反对社会腐败风气的，他们注重理智，排除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后来却发展到极端，不但迫害异端。甚至连妇女在街上微笑都要处以监禁，儿童嬉戏也要加以鞭打。

“清教”（Puritanism）一词由“清教徒”（Puritan）一词衍生而来，是人们对被称为清教徒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概括。“清教徒”一词则源于拉丁文的Purus，意为“清洁”、“纯净”。清教徒得名的由来是基于他们在16世纪要求对英国国教圣公会做进一步的“净化”、“清理”的改革，其矛头指向的是天主教会的形式和礼仪。

“清教”既是一个信仰概念，也是一个伦理价值概念。就信仰层面来说，加尔文化始终是清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清教徒的神学远不止加尔文主义一种，但较之其他神学，加尔文主义是清教徒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神学体系。其基本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五条：彻底的堕落、预定的拣选、有限的赎罪、奇妙的恩典以及选民的坚忍精神。清教的伦理价值是清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延伸，主要表现为虔敬、诚实、节俭、勤勉等。清教徒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人，即他们的

生活是宗教化的。这种宗教化不是沉溺于冗长繁琐的迷信礼仪，而体现为一种虔诚与艰难的灵修之旅，以祷告、研究《圣经》、布道、听道及恪守戒律的方式，对上帝表示敬畏与忏悔、感恩与赞美，专注于灵魂的改善。

学者刘丽霞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清教在生活哲学、价值规范等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清教的礼仪和制度改革对后来包括英国国教会在内的教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净化过程中所引发出的道德力量却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每当西方社会发生道德危机时，清教便向人们提供恢复道德的责任感、勇气和信心。”

在《红字》中，霍桑对清教观念的认同，一方面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改过是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红字》层层深入、丝丝紧扣地展示了霍桑作为心理描写大家的风采。他曾把人心比作蜿蜒曲折的洞穴，把作家的创作比作在这莫测深浅的洞穴中探进，《红字》便是他探进的最杰出的成果。

另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的经历，是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得拯救的典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踏上了痛苦的赎罪之路。《圣经》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救赎作为清教教义之一，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方面，霍桑是认同这样的清教教义的。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霍桑在《红字》中关注的焦点不是通奸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行为发生后在各相关人物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微秒的道德处境。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通奸表面上看来无疑是人性恶的表现，但作者并未到此止步。在他笔触的精挑细揭下，人物灵魂的更幽深处之恶渐渐显露出来。齐灵窝斯表面上看来是通奸事件的受害者，但作者最终将其内心的大恶真恶探究出来，令人震惊。

一个坚定而具有神奇般个性的女性——海丝特·白兰。由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受到清教教会的谴责。她胸前被佩以红字“Ａ”做为惩罚并当众受到辱骂和羞辱。红字“Ａ”针针扎进了海斯特·白兰的心里，即使“把那个记号遮起来”，红字“A”是罪与罚的证明，是一个女人恶的体现。为了获得新生，海斯特·白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携带女儿在郊外的一间孤僻的茅屋里开始了“殉

道”般漫长的救赎之路。在霍桑看来，海斯特·白兰是有罪的，她犯了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罪，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欺骗罪，她和齐灵沃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沃斯不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向牧师暴露齐灵沃斯的真实身份。这样的手段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是为了爱。海斯特·白兰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牧师丁梅斯代尔，但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而她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自己的过失，以至于许多妇女向她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寻求安慰和忠告。“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自然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能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霍桑《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作为牧师，却于海斯兰·白兰有了私情，这对于上帝的道德观是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当海斯特·白兰独自站在刑台上被人羞辱责骂，他却高高站在露天看台，笼罩在所有人的信任与崇拜下。为了保住地位和名声，他成了隐秘的罪人。他在欺骗了所有人以至于上帝之后，竟然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对公众的不负责和对上帝的亵渎。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我惩戒：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绝食反省悔悟，私下在自己的胸口烙上火红的红字“A”，“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颓废的趋势了”，再加上齐灵沃斯把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丁梅斯代尔身上，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并终于走向刑台，在荣誉的顶峰，彻底坦白了自己，用最后一口气展示了胸口上的红字，倒在海斯特·白兰的怀抱里，从此也就从那个解不开的结中解脱了出来。霍桑让丁梅斯代而受到了长达七年的灵与肉的折磨，这比公开受罚更为残忍。霍桑想要表明为实现生命的意义的不朽是要做出相应的努力的，从而才能使无依的灵魂和有罪之身获得精神上的安定和肉体上的愉悦。

齐灵沃斯，是一个由受害者变为罪人的人。就他与海斯特·白兰的结合本身来说就是一种罪，因为这种婚姻是错误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的复仇上，霍桑认为后者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的周旋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灵魂、伤害他人的情感。复仇的种子深深的埋进了他的心里。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有着深沉的恶毒。正如丁梅斯代

尔所说：“海斯特，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世上还有一个人，他的罪孽与这个亵渎神圣的教士还要深重！他阴险的侵犯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心。”然而，齐灵沃斯的生存是有赖于丁梅斯代尔的，一旦牧师死去之后，他也失去了活着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的死去。罪恶深重的齐灵沃斯临死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时霍桑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宽恕的,有罪之身同样可以净化自己不洁的灵魂，这也是能获得救赎的。

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的生活精神中”。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此外，还有的学者从《红字》中看到了透过霍桑认同清教的表层，我们会发现他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潜在疑惑，而这是由清教本身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

从历史上看，清教自身的缺陷大致有两方面：对外，清教极端主义对异己的迫害；对内，则是以人为的神性对正当人性的压制。霍桑在其短篇小说《温柔的男孩》等作品中，对那些以上帝的名义迫害异己的清教徒进行了批判，并呼唤一种宽容的宗教氛围，《红字》则主要反观了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

清教的社会理想是“神圣社群”（Holy Community）。它要求这个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应该全然圣洁，毫无瑕疵。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关键在于使社会生活宗教化。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的最初动机无疑是高尚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一种极端。他们虽然取缔了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会外在的繁琐的宗教礼仪和一些迷信成分，但又使新的细苛的宗教律条成为束缚人性的内在枷锁，从而成为对“因信称义”这一新教基本要旨的另一种形式的背离。于是，信徒灵命的更新往往不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发乎外在言谈举止的自然表现，而只是在一种极浅的外在行为层面上的强制性改变。而且，对皈依基督的真正体

验的强调会使得人们产生过度的反省，乃至不健康的内心折磨。因此，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人权威垄断下的社会道德律令时，有着良好初衷的“神圣社群”就难保不笼上阴郁、沉闷的气氛，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难保不在具体的人为操作中丧失它的意义。

在新大陆殖民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清教徒要始终保持严谨和克制，排斥任何可能引致道德堕落的行为。在穿着上，包括妇女都摈弃盛装艳服，大都穿用粗糙亚麻布制作的简朴黑袍。清教徒不仅要求约束行为，也要求约束表情，据说17世纪的清教徒肖像都一脸严肃，很难从中找出一丝微笑来。在《红字》中，我们始终都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精神压力的阴郁之气，信仰本应带给人们的自由释放感，却可悲地淹没在对罪恶的忧思与不安中了。从霍桑的笔触中，我们不难感到，一个不能被正常享受的生命是可悲的，而一个不让人正常享受生命的社会是可怕的。

从《红字》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形象而直观地看出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丝特之所以与丁梅斯代尔发生私情，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从未在年老、阴沉、畸形的齐灵窝斯那里感受到爱情。而且，当时从欧洲去往新大陆的路途非常险恶，齐灵窝斯一直没有音信，海丝特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事实上，齐灵窝斯确实曾差点丧命。年轻美丽的海丝特在孤苦一人无依无靠的情况下，相遇德高望重的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爱情的产生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海丝特因此成为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者，公开受审，终生佩戴耻辱的红字“A”，且离群索居，其处境不能不令人同情。

也许读者会有疑问：既然海丝特在年老畸形的齐灵窝斯那里得不到爱情，为什么她不能及早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重新组建自己的幸福？但问题是：在清教社会，“清教徒只允许男人来辨别婚姻的不和谐和提出离婚，女人应当通过温顺来赢得爱情”。由此可见，一个女人在当时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即使她在她的婚姻中感受不到爱情和幸福。而且，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视女人任何婚姻形式之外的情爱都为“通奸”，不管某种婚姻形式是多么畸形和朽坏，因而是对正当人性的束缚和压制。齐灵窝斯事后也对海丝特承认：“是我先委屈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同我这朽木错误地不自然地嫁接在一起，从而断送了你，”，“如果你早些得到强过于我的爱，这件邪恶就不会发生了”。为此，他向海丝特保证，

对她既不谋求报复，也不怀有邪恶，因为在他看来，天平在他们两人之间保持了平衡。但事实上，齐灵窝斯对牧师的伤害就是对海丝特最大的伤害，因为她爱牧师胜于一切。如果说她伤过齐灵窝斯，那她受到来自后者的伤害要厉害得多。但在当时的清教社会，海丝特受到了极大的惩罚，而齐灵窝斯，我们不难推测，如果他的真实身份公诸于众，他不但不会受到当时伦理道德的谴责和制裁，反而会成为同情和保护的对象，虽然他本人都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他首先应负有责任，更何况事后他在感情和行为上极大地伤害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这样一种伦理道德，怎能不引人深思？

以上是透过《红字》探究作家清教观的一些研究成果，大体上是从原罪与救赎，以及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等角度分析研究的。

参考书目：《红字》霍桑译林出版社

《认同与怀疑的交织——论＜红字＞的清教观》刘丽霞

《以上帝的名义——从＜红字＞看霍桑的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