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总统大选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从美国总统大选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也日渐加深。但看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除突发大事件外，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波动与美国总统选举的周期吻合一致，事实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与美国总统选举有相当紧密的关系。每当临近大选或者大选当年，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其后果往往是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甚至使中美关系成为竞选的牺牲品。

标签：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关系；发展；影响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中美关系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近年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尽管对外关系不是主要议题，但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连篇累牍的相互攻击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提及中国，虽不是主要着眼点，但中国话题已经不可否认地进入其中。美国的总统选举政治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国内政治因素，它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战略利益、经济贸易、意识形态等方面那样起长期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中美关系随着美国总统选举而上下波动，呈现出某种周期性，不利于中美关系长足稳定的发展，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需要我们冷静看待，积极应对。

一、大选的进程和特点

2016年大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而中国议题向来是候选人辩论的重要议题。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初选时其社会内部的选情动向、选民态度、参选人外交政策、对华政策意向的分析等就显得尤为必要。2016年2月1日，美国中西部农业州艾奥瓦举行党团初选，从而正式拉开新一轮选举周期的帷幕。此次大选已于2016年11月8日产生新一届美国总统，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34位国会参议员、14个州或属地的州长以及巴尔的摩、圣地亚哥、巴吞鲁日等城市政府也都将面临改选。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首次换届选举，2016年大选的结果必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内政外交政策。就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大局而言，2016年大选也将为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不可低估的变数。

二、大选中的“中国牌”

细数历届的美国大选会发现，中美关系一直是两党互相攻击的靶子之一，事实上，自1949年之后，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已经屡次“躺枪”。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谁丢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中频频出现的话题，甚至1952年的大选总统辩论中，担任副总统

竞选伙伴的尼克松直接指出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应该为此负责。1960年的大选辩论中，“怎样协防台湾”是当时的一个辩论主题。之后一段时间“中国牌”变成了当时更为紧张的“苏联牌”。1980年的大选辩论中，共和党竞选者里根一直攻击当时与中国建交的总统卡特，并表示他支持与台湾重新建交。1992年，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对老布什在中国问题上的软肋进行了强烈的攻击。1996年的大选电视辩论中，克林顿再次提到中国的知识产品问题，并以此阐明他如何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2000年小布什在总统电视辩论中仅在全球变暖问题中谈到了中国。2004年两党在核问题的辩论中，均认为在协调朝鲜问题上应该与中国开展合作。2008年和2012年，更多的大选中国话题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在控制开支、就业机会、贸易竞争等方面彼此攻击。

2016年的大选中，希拉里的中国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称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政府信息。她指责中国“设法侵入美国境内所有不会移动的东西”并要求保持警惕。她说，中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优势。而她的“中国牌”言论却全部湮没在“邮件门”的声讨中，并未对其竞选起到正向的作用。而对手特朗普在整个竞选活动中谈到多个国家，在中国言论上，有褒有贬，比较折中。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美国需要强大的领导人来和中国谈判和博弈，当然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当然，大选辩论话题中的论点与当选后的总统新政政策，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当选前”说一套”，当选后“做一套”也是常有的。无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如何承诺要对中国强硬，但是一旦当选，“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却占了上风。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里根和尼克松都是很好的例子。

以上可以看出，这张“中国牌”已经成了美国总统竞选人的“必备套路”，一到大选年就会周期性发作。

三、大选对中美关系的潜在影响

客观而言，中美关系堪称两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事关未来四年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选举，也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举足轻重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根据选举政治规律划分为选举周期和选举结果兩个层次。

就选举周期中的影响方面，首当其冲的即竞选中两党参选人对中国议题的负面炒作。传统上，经济、就业等国内事务往往占据美国竞选纲领的核心位置，外交事务议题相对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在国家处于战争或面对威胁时才会重点聚焦外事议题。可以肯定地是，中国议题和中美关系并不会进入2016年大选的核心议题。而本次选举中关于中国议题的炒作却不同以往，不但更为频繁而负面，关注领域也明显有别，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一）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以及不同处

一方面，从过去两党政治人物的政策表達上可以判断，亚太战略在两党政治中已具有一定共识。换言之，即便是共和党总统上台，也应该不会改变目前亚太

战略的整体方向。但比较而言，共和党的亚太战略将更为强调在区域安全意义上的“再平衡”，进而将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致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而在目前中东反恐局势骤变的背景下，共和党上台后极可能会放弃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廉价存在”，具有对中东事务特别是反恐事务给予更多投入的强烈主观意愿，进而在客观上会牵扯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射。另一方面，与民主党理念截然不同，共和党阵营无视气候变化议题甚至持有坚决反对立场。可以预见，共和党的上台将最大限度地打压中美在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上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重大变化，中美必须寻求得以践行“合作共赢”的其他领域。在2016年大选的两党阵营中都明显存在着对华立场负面的参选人。作为亚太战略的始作俑者之一，希拉里在中国事务上素来强硬，且多次操作“人权”事务，其上任后势必绕开以往新任总统的所谓“学习曲线”，立即着手强化亚太战略，就南海、網络等议题对中国施压。共和党阵营中，以卢比奥、克鲁兹为代表的茶党及极端宗教保守派对中国持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特朗普也曾多次毫无依据地公开抨击中国。这样看来，任何一党的新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强硬的可能性日渐增加。在总统政治周期意义上预估，中美关系可能会延续所谓“低开高走”的传统走势，甚至此次开局可能会“走得更低”。

（二）新政府的外交团队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负面介入不可忽视

除了关注总统本人的外交导向之外，其外交团队的构成与立场也是预判其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指标。目前看，希拉里外交团队基本上延续了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班人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虽然并不积极，但也相对熟悉专业，甚至与中方保留着一定的沟通渠道。反观共和党阵营，多位参选人召回了小布什时期以及罗姆尼2012年参选时的外交顾问团队。比如，卢比奥雇用了曾出任罗姆尼竞选外交政策顾问的“台湾”裔美国人陈仁宜（Lanhee Chan），可能助长其原本对华的强硬与偏见。

国会关键涉华议员的变动将影响国会的涉华行动。国会中的某些关键涉华议员在选举中的职位变动将牵动未来一届国会的涉华立法。比如，作为人民币汇率议题鼓吹者之一的纽约州国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将接替哈里·里德（Harry Reid）出任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其是否凭借领袖权力继续推进包括汇率、贸易、人权等在内的负面涉华议案、从而平衡共和党多数，值得警惕。又如，曾任美中工作小组创始主席之一的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面临极大的连任压力，国会失去这样一位对华态度颇为积极理性、致力于推进中美合作的政治人物对中美关系也并不是好消息。再如，现任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的路易斯安那州国会众议员查尔斯·博斯坦尼（Charles Boustany）正在竞选国会参议员，如果其当选，也将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务实推动中美合作。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向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稳步发展。虽然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哪些核心利益、是否均等地“合作共赢”等问题上仍需要充分沟通与磨合，但奥巴马政府整体上从未否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意义上也达成了高度共识。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将面临一个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积极回应的严峻考验。必须看到的是，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表态都颇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