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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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发展能促进民主政治进步,有效化解政治层面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等等的关系”。分享权利是把握民族命运的基础。在当代世界,“少数民族日益坚持自己的要求并谋求权利,是一个正在影响着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央集权化的和尚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代中国,扩大民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多民族国家的国体决定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赋予了我国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同等的民主政治参与权利。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实现科学发展致力于解决民族问题,主要是完善民族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渠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各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事务,积极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此增强民族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内化国家认同。设立民情民意上传下达的有效渠道,确保各民族群众能够及时表达和反映自己的心声。各级政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及时化解不满情绪和各种矛盾。
科学发展还要求国家建立机动、高效的民族社会危机处理机制和民族意识调控机制。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往往成为最廉价、最有效的政治动员资源,被敌对分子利用,煽动起破坏国家统一的不法活动,危及社会稳定。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作为敏感的认同纽带,也常常会使局部的、场景式的民族纠纷、摩擦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升级,从而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或群体事件。针对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危机,应建立起及时、高效、有力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快速稳妥地化解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捍卫国家主权。民族问题本身是民族之间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的对立双方是相关的民族整体,而相关民族整体的态度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民族民族意识的强度。关注民族意识的发展轨迹,审视民族意识的发展变化,及时对民族意识进行调适,将有助于避免民族问题的产生和现有民族问题的解决。
政治层面的科学发展以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为基础,以协调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任务,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民主协商为方法,以实现政治和谐为目标。
(二)科学发展能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化解经济层面的民族问题。“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8.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实现程度为47.6%,而西部仅为
1.3%,两者差距悬殊。从结构上看,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差距较大的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2005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170万人,约占全国总量的50%;贫困发生率为6.9%,比全国高4.4个百分点,其中大约有20个民族的390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4%。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地区,居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因此,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在历史上的民族政治压迫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被消除之后,经济因素引发民族问题的权重空前提升,而消除经济发展的差距只能靠分配环节的均衡化和生产环节的差距缩小。分配环节的均衡表现为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生产环节表现为国家对民族经济的政策支持,但如果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效仿东部地区,一则很难实现赶超,二则可能引发诸如生态恶化等其他问题。因此,缩小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必须立足于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
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关键体现在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上。民族经济科学发展的标准不是简单的东部地区的指数标准和量化数据的套用,而是要以民族群众的需要满足程度为基点,即民族经济发展应以内生需要为内驱,以外在支持为助推,在发展评价上体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民生标准、生态标准、质量标准、速度和效益标准、永续性标准统合为科学的评价标准。
民族经济的科学发展在发展目标设定和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主观认识方面看,作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民族群众因为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理解也不同。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只有和发展主体的主观认识趋同或接近,发展主体才会在实践中形成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客观方面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各有千秋,主打产业也各有不同,有的地区旅游业、商贸服务业发达,有的地区畜牧业发达,有的地区工矿业相对发达,因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应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各具特色,各有长处,各具优势。
(三)科学发展能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可以有效化解文化层面的民族问题。文化是民族稳定而长久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主体。从一定角度看,民族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持。民族的差异性通常会通过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出来,由于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精神、审美价值的外在表现,所以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会从较深层次影响到民族关系。
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了后物质主义思潮。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表明,人们判断幸福和满意的标准已由物质主义时代的单纯重物质满足,转向了既注重物质满足也注重文化精神满足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感受,于是基于价值不同的文化冲突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出现了个别出版物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差异引发的价值冲突。
科学发展落实到民族文化层面,一是要有尊重和包容的多元文化观,即承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民族成员长期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话”的成果,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价值,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受到尊重,人类的文化是同生共在、在多样中发展的。关于文化的价值,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承认由各个社会为引导人们的生活而产生的价值,理解它们的对于靠它们而获生存者所具有的价值,虽然它们彼此之间有区别”。二是要有辩证的文化发展观,民族文化需要创新和发展。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不断扬弃自身文化中消极、过时的成分,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才会使文化体系保持活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