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研究方法

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

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

——兼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金太军

内容提要　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

法。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长期居主流地位

的规范研究方法曾一度被行为主义政治学奉行的经验研究方法所取代。

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嬗变以及回归国家学派的崛起,

标志着规范研究方法的复兴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

代表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对中国政治学方法论

的研究及整个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主题词　研究方法　政治学　西方　中国

人们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研究方法”这一概念:一是指认识和揭示事物本质的哲学原则,它是处于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二是指研究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出发点;三是指收集和处理研究材料的具体技术。本文所论及的主要是第二种方法。此种意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亦即通常所说的政治学方法论,涉及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资料、研究方向和研究途径的选择以及解释与论证的规范、准则等一系列问题。它是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构成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在2000多年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中,政治学方法论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交锋论争日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从规范研究方法一花独放到经验研究方法后来居上,再到研究规范方法重新崛起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成熟直接导致政治学学科的突飞猛进,并凸现出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轨迹,对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乃至整个学科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可谓渊源流长,它主要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机构方法和制度方法等,其总体特征是着重从哲学思辩的角度去研究民主、平等、正义、自由等政治价值规范,并以此为终极目标和根本原则,对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制

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3期

度性问题进行静态的、描述式的、历史主义的研究,包括研究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组织的正式机构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追溯某些重要的、正式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政治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则以政治生活中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如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价值规范、国家机构、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并采用科学、定量、经验的方法,具体地、实证地、精确地研究现实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的分野乃至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从历史上看,直到20世纪中叶前,规范研究方法绐终牢牢占据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和正统地位。此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盛,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经验研究方法便迅速取代规范方法成了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研究方法,这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场革命,一场政治学方法论的革命。行为主义处处以传统政治学的批判者自居,他们尖锐抨击传统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所带有的浓厚的道德和哲学色彩,强调经验性方法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实证性的量化研究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和“经验科学”。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从方法论方面给传统的政治学注入了生机,不仅大大提高了政治学的分析、综合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使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不仅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存在,同时也具备了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功能。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席卷了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界,因此,行为主义所奉行的经验研究方法几乎成了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的代名词,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方法的旗帜下汇集了政治系统方法、政治结构功能方法、政治沟通方法、政治决策方法、政治精英方法和政治团体方法等多种分析方法。至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个案分析、实验分析、模拟分析、调查研究、因素分析、统计方法等等。传统政治学沿袭已久的规范研究方法似乎已淹没在行为主义经验方法的洪流之中。

然而此种局面并未能持续多久,过分注重经验研究方法而一味排斥规范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必然走向方法论的死胡同。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风靡西方20余年之后,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发生了严重危机,于是经验研究方法不再独占鳖头,规范研究方法开始复兴,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呈现出经验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二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研究方法所遇到的内部挑战,就是所谓的后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行为学派内部,并使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嬗变。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它并不象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流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特别是研究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作了用心良苦的批评和重要的修正、补充。正是在这种批评和修正中,后行为主义表明了自己在方示论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首先,批评了行为主义经验方法的基础——价值祛除论,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即“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

规范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及其启示

于事实方面。”①行为主义政治学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对传统的注重价值研究的规范研究方法,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与这种看法相反,后行为主义者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关的社会研究(包括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运用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政治学的评价往往是事实与价值两者的交融,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批评了行为主义经验研究方法的逻辑指向——建立经验的“政治科学”,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

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的行为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针对行为主义脱离实际政治生活、不关心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保守主义倾向,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③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上的基础,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为关键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总之,政治学不应该成为一门与世无济、“取消政治”的纯科学,相反,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应该“政治化”,即应该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再次,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作用的贬低,重新肯定规范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的方法,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④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达尔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