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传播学奠定人与完善者

浅议传播学奠定人与完善者
――――－－读《传播学》有感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都是传播学奠基人，他们三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创始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

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还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突出贡献就是对前人的传播研究加以系统化、正规化、完善化，为传播学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学科框架。

因此，他被称为“传播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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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奠定人
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三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奠定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

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用本门学科的“铁锹”为传播学打开了一扇扇观照和审视外部世界的窗口，使其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收获。

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他们的缺点同优点一样十分明显，但他们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低估的。

勒温
库尔特·勒温是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

他是一位美籍德国犹太人，1890年9月9日出生于维也纳，1933年移居美国，1944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直到逝世。

在任教期间，在勒温的周围吸引着当时一些最聪明的研究生，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社会心理学或传播学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学者，如卡特赖特、费斯廷格等。

勒温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以实用著称。

他创立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以及一系列有实地试验得出的成果，“在心理学的发展中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

”勒温认为，人的行为环境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力群体，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由此情境和所属群体决定。

这观点暗示传播者，要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行为，不仅要考虑受传者的个人特性，而且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的特点和环境因素。

勒温还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用来研究群体生活的途径，以及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的影响。

勒温最先提出“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勒温带领学生对这一宣传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家庭主妇对不受欢迎的食物，扮演着犹如守门人的角色。

除非家庭主妇决定将动物内脏推销给她的家人，否则，她的先生和孩子是不可能吃到的。

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予以理性阐述，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

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

接着，勒温的学生怀特和其他的传播学者便依据勒温的提示开始研究大众媒介机构中的守门人行为，如报社新闻电讯编辑就把持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新闻流向和流量。

可以这样说，“守门行为”和“守门人”的概念，是勒温成为传播学创始人的重要理论原因。

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1912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该校心理学系讲师、助理教授、教授，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宣传与传播研究的杰出人物。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霍夫兰是学习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克拉克·赫尔德追随者，后来又共事多年。

这对霍夫兰研究态度改变得方法有极大的影响。

本来他可以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大展拳脚、早出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

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记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

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战争结束后，霍夫兰带着同事和资料回到了曾工作过的耶鲁大学，继续进行态度改变方面的研究。

他们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辨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

”
霍夫兰等人首先将战争期间的研究资料予以重新分析整理，编纂出版了一套《美国军人》丛书，共4卷，其中第3部《大众传播实验》代表了霍夫兰等人最早的研究成果。

该书集中反映了这批学者所进行过的两类研究，即对现有影片的评价性研究和同一影片的两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的实验性研究。

这两类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建设作出过某些有趣的贡献，而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则构成了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

不久，霍夫兰又主持撰写出版了《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研究丛书》，共5卷，其中以霍夫兰和贾尼斯、凯利合著的《传播与劝服》最具综合性和学术性，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
力作。

这部著作涉及一系列命题，引发了一系列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在耶鲁丛书中单独构成专著。

例如，信源的可信性研究有力地扩展了传播者研究的视域；恐惧诉求的分析有利于深入认识受传者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内在原因；一面之辞和两面都说、先说和后说的对比研究更为传播策略和技巧研究增添了崭新话题。

罗杰斯认为：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于传播社会效果的重视。

说服研究由亚里士多德经卡特赖特与霍夫兰，遂成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研究课题。

霍夫兰的追随者、当代说服研究的首领麦奎尔估计，每年约有1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

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拉扎斯菲尔德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奥裔美籍著名社会学家。

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并作出突出贡献。

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民的选择》、《美国士兵书评》、《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社会研究的语言》等。

拉扎斯菲尔德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失业、广播媒介，竞选、政治宣传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第一个使社会调查在大学实现了制度化，将数学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

1937年，拉氏接受资助灾普林斯顿大学成立广播研究室，开始对传播新媒介——广播进行研究。

然而他不久即发现广播研究可以作为走向传播研究的一个踏脚板。

于是，他与同事墨顿首先搞起了阅听人研究，试图弄清楚决定广播听众范围大小和听众特征的原因。

接着，他开始研究广播的传播效果，即分析广播的内容和形式对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不久，拉氏又着手研究其他传播媒介产生效果的特殊情境架构。

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甚微。

从1940年起，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布亚大学教书，并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研究基地和革新方法论的工具，而且为培养一代年轻的定量研究者提供了正规教育的场所。

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用其独特方法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

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和《选举》两篇研究报告。

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

拉扎斯菲尔德等的研究，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了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
“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研究有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研究方法。

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量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

总之，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产生的学者，是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

他们的学术背景。

事业生涯和兴趣爱好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们的家庭大多与欧洲大陆有着某种联系，其学术成果与欧洲学术有某种渊源，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美国。

这四位学者还都有较富裕的家境，较丰富的学识，进最好的大学，广泛射猎欧美不同学科。

他们都在中年时期突然改变事业生涯，从他们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传播研究，并以恢宏的气度一起结识。

他们都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出版了有关专著。

他们的四周均聚集一批后来成为该学科领袖的年轻学者，和一批批听他们授课的莘莘学子。

在他们的传播研究中，都着重态度、行为改变得效果研究。

正是这些推动了传播学的产生，确定了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向，积聚了研究力量，为传播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传播学的完善者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28年以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最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玛丽埃塔学院之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衣阿华大学分别取得美国文明硕士学位和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如果说上述学历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密切的话，那么施拉姆转而从事心理学博士后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看起来未免有点冒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似乎是危险的举动标志着施拉姆后半生从英国文学到新闻教育，然后又到他所创造的传播学研究新领域的转向”
施拉姆十分重视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致力于扩大传播学在美国和世界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

他亲手创建了一个调查中心和四个传播研究机构，带动了美国数以百计的传播学系的成立，并波及世界各国。

他在伊利诺大学招收、指导了美国第一位大众传播专业的博士生，一生中培养了许多传播学研究生，造就了一批传播研究的顶尖学者，甚至形成了“施拉姆学派”。

他周游世界，普及传播知识，推广传播科学，为传播学的生存与发展大声疾呼。

施拉姆在传播学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

例如，他提出的传播的直线型观点，阅读的“即时报偿”和“延缓报偿”的看法，教育传播中的“知识沟”问题，对六种传播模式的精辟概括，对早期传播效果看法的“魔弹论”形容……这些思想见解都被他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只有仔细梳理才能凸现出来。

在传播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他曾研究过大
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探讨过大众传播对儿童成长、社会教育、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分析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新闻体制的区别和作用等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阔，内容十分丰富。

然而，施拉姆对传播学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见解和理论问题，而更在于他使梦想成真，对前人的传播研究加以系统化、正规化、完善化，为传播学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学科框架，并推动它破门而出，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

一句话，对于他主导创立的传播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九泉之下的施拉姆应该感到十分欣慰。

确实无愧于“传播学之父”的称号。

威尔伯·施拉姆与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不同，他不是将宣传和传播现象置于自己擅长的学科框架之中，用这一学科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信息传播问题，而是跳出特定学科樊篱，把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以多种学科和多种方法来分析研究，用多角度、多层面的眼光来观照、审视，并对已有的全部传播研究成果加以认真整合、科学提炼，使之系统化和科学化，从而将这一研究推向更为自觉得阶段，为传播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传播学的眼光来看，四位创始人是用各自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从外围来研究传播现象和问题的，并且只把这一研究看作是沙漠探险中的一片绿洲，休整之后又匆匆离去；而施拉姆是以宏观的视野和体系化的观念来研究传播现象、整合研究成果，并把这一研究看作是永久居留地，辛勤耕耘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此，没有施拉姆的不懈努力，传播学就不可能达到它目前现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