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利与弊

改革开放的利与弊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改革与发展是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运行的活力与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又具有关键性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得失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得失。1978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试图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来搞活国有企业，促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这些举措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度增强了人们对于在短期内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但是，在初始效果显现之后，副作用却源源不断地暴露出来，甚至随着时间推移，负面效果反而大于正面效果，从而不得不转向其他改革思路。

到了90年代，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合资、上市一度被认为是搞活国有企业的灵丹妙药。但实践结果表明，转换经营机制不过是放权让利的翻版，不过其包含的企业干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的内容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国有企业实行合资之后所出现的“斯米克现象”也曾令人欢欣鼓舞，但且不论随着时间推移合资双方可能产生裂痕甚至冲突，并不是所有国有企业的资产都是能够合资和可以合资的资产。上市也被当成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杀手锏，国家对国有企业上市实行了严重的倾斜政策导致民营企业被挤出，虽然不少国有企业不但从资本市场获得了资金也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公司治理，但并没有真正理顺政企关系、根本转换经营机制，人们对国有企业上市后“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的状况犹有余悸，多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圈钱之后的挥霍行径和胡乱投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况且并非每一个国有企业都符合上市条件。许多人曾经认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可是缺乏合适产权基础使得公司治理成为无本之木，仅仅建立一个哪怕有几个所谓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并不可能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反而出现了“新三会”、“老三会”之争。

我们曾经大力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各级政府都选择了一批重要的国有骨干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我们曾经对企业集团和企业兼并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优势国有企业能把其他国有企业带活并提高整体实力；我们曾经鼓励国有企业面向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真正按照市场机制运行；我们曾经改进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试图在用人机制方面也与市场接轨；我们曾经对国有企业给予扶持政策和进行救赎，指望扶上马送一程之后就能看到快马驰骋。我们不能说这些努力没有效果，但的确没能从根本上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真正接轨。

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过往工作的成败得失与上下求索中，我国终于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思路。党的十五大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有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党的十六大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国有企业要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

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党中央自90年代末以来提出的上述思路，指明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实际工作者在具体实践中，结合中央提出的方针，找到了以双重置换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制模式，不断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推向纵深。这是上上下下经过长期探索才找到的改革模式，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所以特别有生命力。一大批国有企业已经实现了改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需要改制，特别是那些由国资委出资的大型和特大型国有全资企业需要实行法人整体改制。我们别无选择。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对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壮大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