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校史: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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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1942年9月—1953年3月)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学校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在烽火中求生存谋发展。
严明教学纪律,维护教学秩序,恪尽职守地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等民主运动,师生共同谱写了一页爱国主义的光荣篇章。
第一节学校建制
1942年8月,浙江省教育厅决定将商科从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划出,单独成立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商),并任命张之桢为校长。
9月初,张之桢长途跋涉,奔赴临时联合中学所在地云和县,洽商分校事宜,并将商科师生迁回日本侵略军已撤退的丽水县碧湖镇龙子庙。
接着,张之桢校长开始整顿校务。
对教育方针、规章制度及学校的组织机构,一一重新厘定。
经全校师生通力合作,于9月26日正式开学,并将这天定为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成立纪念日。
次年,高商恢复招生。
下表即为1943年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招生简章(摘录):
然日本侵略军盘踞金华,敌机不时轰炸丽水。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还曾两次南侵,迫使学校两度紧急疏散,又加瘟疫蔓延,校务进行尤为困难。
幸赖全校师
生团结一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坚持了商科的教学,还于1943年秋增设了会计科,1945年春增设了统计科。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商于1946年1月迁回杭州,暂租银洞桥绸业会馆过渡,并奉令接收浙江省职业补习学校初级商科70余名学生。
是年8月,张之桢因保护学生进步活动而被解职,钟大雄继任校长,张之桢改任厅聘教员。
同年10月,学校迁回平安桥堍原甲商校址。
1947年春,学校又增设银行科。
1948年始,学校停止春季招生,普商、会计、统计、银行四专业秋季各招一班。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市军管会下设文教部,管理教育和文化。
不久,市军管会先后派遣郑公盾、陈伯亮、熊觉进驻高商担任军代表。
6月中旬,浙江省军管会文教部朱讯和孔福亭来校宣布,俞光德、李清怡、方文惠、钱彰录等参加接管组。
在军代表的领导下,顺利完成接管工作。
8月30日,市军管会决定由俞光德、汪贤进、方文惠、赵凤涛、钱彰禄和两名学生代表(由学生会选举产生)组成校务委员会,俞光德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教导处和总务处。
是年,学校新招生120余名。
当时在校学生近300名、教师25名、职员12名、工人13名。
1951年夏,学校迁入岳坟金沙港原杭州市立中学校址。
12月,学校利用自身优势开办会计补习班。
会计补习班设教职员工11人、指导员15人,俞光德为负责人。
补习科目分为簿记和会计两科,考试方式为商业簿记和口试。
补习班以夜校形式、三个月为一期,授课156小时。
首期招生110人,其中男生91人,女生19人。
补习班的部分学生结业之后,由学校推荐到新华书店浙江分店和浙江省税务局等单位工作。
1952年,浙江省政府决定,浙江省商业职业学校改由浙江省文教厅和商业厅共同领导。
6月,省商业厅任命俞光德为校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宗树义为第二副主任委员。
7月,省政府任命商业厅副厅长李作森兼任主任委员。
11月,遵照浙江省政府指令,学校的管理体制由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校长负责制,李作森兼校长,俞光德为副校长,宗树义为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柏峻峰为党支部副书记。
是年,浙江银行学校成立,高商的银行科并入银行学校。
1952年,高商共有班级数11个、学生385人。
其中老生8个班235人(统
计4个班120人、会计4个班115人);新生3个班150人(统计2个班100人、会计1个班50人)。
该年毕业学生81人,其中暑假毕业47人、寒假毕业34人。
第二节教学工作
一、办学宗旨
1951年学校会计补习班的办学宗旨是“为了增进簿记会计从业人员及有志从事簿记会计人员的学识和技能,并提高政治水平以适应新中国财政建设之需要”。
1952年学校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根据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会计、统计、财经和金融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财经工作干部。
二、学制与课程设置
高商时期,学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学生,学制3年。
开设的公共课有:公民、军训、体育、国文、英文、算学、史地、音乐、经济、商业概论、商业簿记、珠算、商算、会计、统计、银行、商法、打字、实习等;专业课有:商算、改良中式簿记、法学通论、会计制度、人口统计、统计制图、审计、货币、银行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铁道会计、政府会计、指数、保险、国际贸易及汇兑、证券交易、农业金融、金融法规概要、货币银行、财政、合作、工商管理、工商统计、应用文、英商文件、中国财政经济问题和军事学等。
三、规章制度
为规范学校的教学管理,1947年,学校制定了教务计划纲要、课程标准、学业成绩考查规则、教务会议规则、各学科教学研究会规则、考试委员会规则、教室规则、年级干事服务规则、值日生服务规则和教员请假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同时,学校对每个学期的教学工作都作好事先的周密安排和部署。
下表即为1947年第二学期教务工作安排表:
上表可见,学生在一学期中要进行两次期考,并有很多比赛,如运动会、歌咏会、辩论会、珠算比赛、簿记会计比赛、数学成绩比赛等等,足以看出学校当时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
1947年学校制定的《学业成绩考查规则》规定,学生学期成绩分为以下四项:(1)日常考查;(2)临时测验;(3)学期考试;(4)毕业考试。
学业成绩以分数表示之。
100分为满格,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为乙等,60分以上为丙等,60分以下为丁等,即不及格。
此外还设置了各科平时成绩计算比率:(1)经指定之各级主要学科平日考查成绩占有60%,临时测验成绩占40%;(2)未经指定各科日常考查成绩与临时成绩,各占50%;(3)图画、音乐、珠算、打字四科即以日常考查成绩为平时成绩。
各科平时成绩与学期考试成绩合为各科学期成绩。
两者比率规定如下:(1)经指定之主要学科平时成绩占60%,学期考试成绩占40%;(2)未经指定之各科平时成绩与学期考试成绩各占50%;(3)图画、音乐、珠算、打字四科平时成绩占70%,学期考试成绩占30%。
学生三学年的成绩之平均数与毕业考试成绩合为毕业成绩,前者占60%,后者占40%。
《学业成绩考查规则》中还明确说明了补考、留级、退学、不予毕业的标准。
足以可见当时学校重视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的程度。
期间,学校还订立了《各学科教学研究会规则》。
规定各学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职责为:(1)讨论教学方针;(2)研究教学方法;(3)筹划学科之发展;(4)规划学科实习之设备;(5)选择或编辑教材。
四、实践教学
高商继承和发扬了甲商时期的优良传统,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均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师资质量,聘用学有专长且富有教学经验的专家为专任教师,尽可能多地聘请企事业单位的行家担任兼职教师;注重实习环节,着重培养学生实
际工作能力;严格要求学生,在评分和升留级问题上绝不马虎迁就;在引导学生参加一般体育活动以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注意提高各项运动队的技术水平,女子篮球队曾两度荣获职业学校校际比赛的冠军。
1950年下半年,学校接浙江省文教厅指示,开始实施新教学计划,学校随即着手准备。
聘请省商业厅计划处长、财务处长和一批主要业务干部来校任兼职教师;根据商业实际工作的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科的培养目标;改进课程设置,停开与商业无关的课程;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进和充实教学内容;编造购置仪器的预算呈商业厅核示等。
第三节校风建设
在张之桢任高商校长期间,他要求学生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并以“勤、慎、诚、恕”为校训,努力培养“从严”、“求实”的校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依法治校。
如1943年永康县新群高商停办,部分学生经省教育厅登记跑到丽水要求入学。
为把好质量关,他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考试,按成绩分别插入各年级,基础太差的则动员其返回原籍。
1951年,学校开展专业思想教育和爱国教育。
针对低年级学生不安心学习和一些学生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状况,学校在周会上请教师作专题报告,“12.9”运动纪念日还请乔石来校作报告,给学生以及时的教育和引导。
教师在讲授会计学、统计学、财经金融学等课程时,介绍本学科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教学研究组织进行集体备课,交流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
并经常及时听取学生们的反映,以提高教学效果。
为严格学校纪律,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实行学生操行成绩考核。
学生操行成绩由校长、训导主任、级任导师及军事教官根据青年训练大纲训育纲要及军事管理等办法来考查。
学生操行成绩考查分两种:(1)评判考查:各导师通过平日对学生进行观察、谈话、测验、访问等来评定;(2)记录考查:根据平时学生请假登记、上课点名、集会点名、寝室点名、内务检查和奖惩登记等进行考查。
学生的操行成绩主要由诚实、礼仪、纪律、勤奋、节俭、服务、整洁等七项构成,同时也根据生活日记、特种训练、内务检查及奖惩等来作综合评定。
诚实占20%(以12分为及格)、礼仪占20%、纪律占20%、勤奋占10%、节俭占10%、
服务占10%、整洁占10%。
奖惩后增扣分数规定如下:记功一次加操行成绩6分;特殊善行经记录有案者由训导处酌情加分;警告一次扣操行成绩2分,记过一次扣6分。
学生操行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甲乙丙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丁等为不及格。
学生操行成绩分数以百分法计算其等级。
操行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应令其退学,每学期学生操行成绩考查的结果由学校报告学生家长。
为使学生养成健全品格、培植优良学风,学校还制定了一整套奖惩办法。
奖励办法分奖状或奖品、记功、嘉奖(口头或书面)等三项。
凡学生有含下面情形之一项,分别奖励之:操行、学业、军训、体育成绩均列入甲等者;好学有恒全学期不缺课请假者;有特殊善行或研究兴趣者;生活适合规律定为一校模楷者;热心服务成绩显著者。
惩戒办法分训诫或禁假、警告或记过、试读、命令停学或退学、开除学籍等五项。
正是由于学校十分重视校风建设,在整个高商期间,尽管环境极其恶劣,生活非常艰苦,但师生情绪高昂,校纪严明,学习风气相当浓厚,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在烽火中健康成长,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和赞赏,不少人建国后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有的还被评为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等。
1949年秋和1950年春,学校共有99名毕业生,其中大多数经浙江财经干校短训后输送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充实干部队伍。
学校在旧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声誉。
在历任教师中,既有学者名流,如文学家许钦文、民俗学家钟敬文,也有著名教育家如崔东伯。
尤其是高商已故老校长张之桢,他自1913年进校执教,至1955年退休,始终未离高商,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高商。
许多老校友至今提起他仍称颂不已。
1947年,上海、南京等地校友捐资金圆券数千元,其中大部分用来赞助母校修建礼堂,落成后取名为“之桢堂”,部分款项作为张老的赡养费,足见学生对张之桢校长由衷的敬重和爱戴。
第四节学生工作
一、学生社团与爱国民主运动
1946—1947年,爱国师生积极参加“制止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
1947年10月,为赶走无理迫害学生的训育主任,全校师生开展了为时一周的罢课斗争。
这个训
育主任常常偷偷翻查学生抽屉、扣检学生信件,他的卑劣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
后来,领导罢课的六个学生受到退学处理,被迫转往别的学校。
此即为高商的“六君子事件”。
1948年,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许多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进步书刊和文艺,积极追求光明和真理,使校内民主空气更为活跃。
成立梅桥文艺社、现实经济研究会和老百姓歌唱队;刊出文艺壁报、教唱进步歌曲;邀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来校作“现实经济问题”的报告;组织“物价和通货膨胀”、“中国土地问题”专题讨论;抨击物价飞涨,宣传“耕者有其田”思想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等等。
是年9月,中共党组织指派地下党员谢梯云考入高商开展工作,积极发展中共党员。
1949年3月,成立高尚地下中共党支部,谢梯云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代青年”(简称Y.F)。
到杭州解放前,高商已有中共党员8名、“时代青年”成员13名。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高商的爱国民主运动步入了新的阶段。
此时,学生社团激增,先后又成立了统计学生联谊会、大路社、野草社、蚁群社、火炬社、晨钟社、民主剧艺社、红棉漫画社等,党支部通过这些社团去团结教育群众,发现积极分子。
这些社团演出《新群魔乱舞》活报剧,揭露国民党迫害民主教授的罪行;绘制淮海战局军事态势图,揭穿国民党所谓“徐蚌大捷”的漫天谎言。
4月初,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中共党员和“时代青年”成员为骨干,在“高商大团结”的口号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开展“反破坏、反迁移、保护学校、迎接解放”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护校斗争。
到5月3日杭州解放,高商师生无一人走散,学校各项设施未遭任何破坏,取得了护校斗争的全面胜利,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工读与土改、肃反运动
1949年12月1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发布《关于开展工读解决就学困难的指示》。
文件传达后,学校向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去函,申请开垦艮山门外荒芜土地,种植经济作物。
不久,浙江省蚕业改进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分别向学校发来公函准予借用艮山门外公有土地进行开垦,方便学校实施工读。
到1950年3月,学校已经开垦的荒地有70余亩。
1951年8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学校艮山门外垦荒费问题做出批复。
函件肯定了学校在工读中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垦荒费问题,由学校提出数字,经文教厅核实后给予解决,青苗按规
定给予一定的补偿。
为开展工读,1950年,学校选送50多名学生参加浙江省工商业大登记和土改工作,选送30名女生去浙江省被服厂参加勤工助学。
建国初期,国内仍有反革命分子四处活动,为正本清源,学校召开控诉大会和座谈会。
内容大致包括:报告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和政策,控诉和揭露反革命分子的血腥罪行,如何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等,以动员学生积极投身于肃反运动。
1950年,全校教职工组织读报活动,每天利用半个小时进行时事学习,由一人分析前一天的评论,另一人有重点的分门别类地读当天的新闻,以提高对土改工作正义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既为澄清部分教师因听信谣言而引起的混乱思想,同时也为更好地正确教育和引导学生,以提高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朝鲜战争爆发后,学校成立军事干校保送委员会、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鼓励和动员学生积极投入保家卫国运动。
1951年,学校批准34人参加军事干校培训、保送29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时,还捐献手榴弹938000枚和大量的毛巾、牙膏、日记本、慰问袋等物品,寄发慰问信101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