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发展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引领医疗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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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发展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引领医疗体制改革
(本文摘编自《鼓励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引领医疗体制改革》,载于《财经智库》第1卷第1期,2016年1月号)一、发展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引领医疗服务体系改革30多年改革的经验表明,尽管传统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但存量改革阻力重重,很难强行突破。而以模式创新为基础的增量改革往往相对容易一些,改革成本也低得多,并且常常能够最终带动存量改革。20 年来医改进展不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前一直着力于存量改革。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提供了一个通过增量改革实现改革突破的难得机遇。这是本文将讨论和政策建议重点放在鼓励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发展上的主要原因。(一)“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两层含义本文所称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特指在中国尚属于“新型”,比如像连锁诊所、医生工作室、医生集团、日间手术中心等等,这些医疗服务业态,在欧美日以及港台地区早已有之。由于计划体制的抑制,这些服务业态近几年才在我们这里出现,从我们的角度看也是模式创新,作用和意义不可小觑。第二层含义,则是从国际上看,或者说即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医疗服务模式。这些新兴业态,一般是伴随技术进步产生的模式创新,比如依托信息技术产生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互
联网医疗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兴模式。这些新兴医疗服务模式,依托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及新型商业模式,打破了传统诊所与医院的藩篱,甚至打破了医疗机构和家庭之间的界限,从最初致力于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降低就医成本,很快拓展到更广阔的用途,带来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显著提高。前一种“新型”,对中国而言带有补课性质。后一种“新型”,对中国意义非凡,它使得中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获得了实现“弯道超车”的机遇。(二)新兴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必须扫清人事制度障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移动互联网医疗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医疗服务模式,对医疗服务体系最引人注目的变革,是通过机制和模式创新,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同时,显著扩大了优质医疗服务的普遍可及性,同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成本。另一个影响则超出了医疗领域,那就是促进创新,促进整个健康产业的发展,乃至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这些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冲击着传统行政等级制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其转向分工分类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与此同时,这些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借此实现“弯道超车”,又要求政府应该主动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扫除阻碍其发展的制度障碍。新型业态发展的核心与传统医疗服务模式无二,即人才。这是由医疗行业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医疗行业的核心要素是以医生为核心的人力资源。通过医疗
服务模式创新建立分工分类的医疗服务体系,是中国医改唯一可行的成功路径。但创新不可能通过政府规划来实现,唯有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新才有可能。也就是说,促进医疗行业的人才流动,通过医生等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让不同专业、不同专长、不同偏好的医务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通过探索和不断试错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和城乡居民医疗和健康需求相适应,并不断动态调整优化的分工分类医疗服务体系。只有让医生成为自由执业者,人力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才能保证各种创新和探索的顺畅进行。也只有自由流动,才能保证通过不断试错实现各种模式的优胜劣汰。换言之,医生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各种医疗服务业态的自由探索,是新兴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展, 进而形成分工分类诊疗体系的根本前提。决策者应该找准改革抓手,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鼓励创新实现增量突破,以此引领存量改革,最终实现健康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医改的这一关键抓手和战略突破点,就是医疗行业的人事制度,或者说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如前几节所述,迄今为止医疗行业还没有形成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医生参与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探索还存在明显的体制和政策壁垒。改革势在必行。二、医疗服务体
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以及健康
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应
从这一角度审视医疗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新兴医疗服务组织和模式的出现和发展,顺应通过增量创新带动存量改革的改革发展路径,降低了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阻力,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可能性。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健康业发展最重要的突破口,应该是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建立。无论是传统医疗服务行业的改革突破,还是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都离不开以医生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的解放。按照国际经验,医生收入可达公职人员收入的3~5 倍,而我国医生的实际收入也已达到这一水平,甚至有所超过。但受制于作为公职人员的国有事业编制身份束缚,医生的合法收入只能被压低至与公务员同等水平,其大部分实际收入被迫以违规、违法的方式获取,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对人力资源配置和医生诊疗行为的严重扭曲。如前所述,新兴医疗服务组织和模式的发展,需要以医生自由执业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来支撑,也为自发形成规范透明的医生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可能。改革即应顺应行业自身特征,也应顺应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方向。取消医务人员的事业编制身份,实现医生的自由流动,切断其收入与公务员薪酬体系的联动关系,方能防止其他公职人员与医务人员攀比收入,促成医务人员收入的阳光化、透明化,促成改革成功、产业发展,进而引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
理模式的顺利转型。上述即为医疗卫生行业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意见。为使这一改革能够真正落地,需要一些明确的、可具体操作的改革措施,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医疗行业取消事业编制制度,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公立医疗机构探索建立机构与医生基于平等协商的自主签约机制。如前所述,将医生束缚在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高等级医院,使传统体制不断自我复制,从而使医改始终难以实现真正突破的关键体制壁垒,就是将医生和公立机构捆绑在一起的事业编制身份制度。因此,要实现医生自由执业,首要一点就是明确取消事业单位编制身份制度,让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将医生和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型为符合医疗行业自
身特征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契约关系。将二十多年医改文件一直倡导的改革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即形成公立医疗机构“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事制度。2015年初国务院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制度并轨,从制度层面消除了医生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走向自由执业的最大体制壁垒,消除了医疗行业废除事业编制身份制度的最大阻力,尽快将这一改革不折不扣地在全国推开,废除医疗行业的事业编制身份制度即成水到渠成之势,顺势完成这一改革基本再没有很大的社会阻力。北京和深圳已经率先开展了这一改革。2015年5月北京市发文,探索不再将公立医疗机构纳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