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权运动

一、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20 世纪60 年代的女权运动的影响深远，表现在体育运动、学校教育和家庭观念等各个方面。简言之，它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产生于流行的社会趋势。第一次思想意识反抗与潜在的社会、经济变化似乎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处处保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否定了在工作场所的基本平等，并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除非有特殊的机会，公司不会提拔妇女，甚至女子大学也强加着装规范，使家庭经济学成为强制性课程，大学还实行性别隔离。在有些州妇女不能参加陪审团。在马萨诸塞州，医生给病人分发避孕材料被视为违法。在纽约州，只有因通奸行为才准予离婚。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两个主要的分支，第一支我们可以称之为平等权利运动，部分源于新政和二战期间的妇女活动组织；另一支为源于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一系列的原因，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二战前后的就业竞争形势的变化

男女之间在经济资源之间的竞争对于妇女运动的兴起是必要的条件.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出现，是与妇女永久地进入劳动大军后经济上的转变相联系的。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文化标准依然是结婚意味着家居生活，当时，中产阶级的妇女结婚及生育后一般不离家外出工作。工人阶级，包括移民团体的妇女，都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即使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文化标准都没有削弱，许多妇女在她们的丈夫失业后常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做，以达到养家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1600 万美国男人出去打仗，美国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劳动。在1941 年到1945 年期间，超过600 多万的妇女首次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中的大多数己经结婚，并且过了30 岁。在战争年代，女性劳动力增长了57 % ，当战争结束时，80 ％的新工人在政府的民意调查中表示她们仍想继续工作。

战后，由于退伍军人进入工作领域，工作的妇女减少了，但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稳定地增加。以前男性在一些职业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平，基本垄断了这些领域。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她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提高了。

在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在管理领域工作的妇女稍稍增加。随后，从1971 年起，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妇女人数快速增加。在60 年代中期之前，妇女中的上层蓝领开始增多。这个时期，社会对妇女组织的示威活动和女权运动的开展表现出了一定的赞成态度。

战后，美国迅速走向繁荣，美国政府机构扩大，社会服务领域增加，带来了大量的新的工作机会。当时，私人企业中白领的增加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背景。50 年代末期，男人不足以承担全部的工作，一些妇女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家庭的开销，一些妇女厌恶家居生活，想要出去寻找工作。由于这些原因，6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走出家门去工作的增多了，形成了一种新趋势。到了70 年代，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永久地稳定在劳动大军中的形势己经很清楚了，俩人工作的家庭，取得两份收入，这样的家庭己经很常见了。成家的妇女中有49 ％都在工作，中等的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几乎达到17 , 000 美元。在当时的社会，人们认为高工资的工作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一般认识到自己的工资与男性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在50 和60 年代，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参加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代，妇女获得工作需要学位证书，大学是她们获得学位证书的地方。同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年轻的女性，她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大学成为她们的社交场所。因此，大学教育为女性参加工作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她们的平等意识，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的增加，为了阻止妇女和男人竞争工作岗位，社会又开始大力宣传妇女应该宅居的观念。大批妇女回到家中，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随着城市郊区化也回到郊区的家中相夫教子。但她们知道，她们必须学会竞争，不是作为一名妇女，而是作为一个人。只有当大批妇女走出边缘汇入主流时，社会本身才会为她们实现新生活的计划提供安排。

女权运动的发起人贝蒂·弗里丹不仅从事写作，而且是一名诊所心理学家兼社会研究员。二战期间，贝蒂·弗里丹曾经作为一名记者，为一家劳动服务部门工作，但二战结束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一名老兵占据了她的职位。1949 年，她生育第二个孩子。这时，她被开除了，住在郊区，成为了一名家庭妇女。她是一名自由作家，为杂志撰写文章，大多是为中产阶级妇女写文章。她在她的书《第二阶段））中提到：作为一个记者，我因为怀孕被报社解雇，那时候没有合同或法律针对“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因此我无法向报业联合会投诉。笔者认为她之所以去调查当年的同学都在做什么，所学是否为所用，是与她的工作被退伍军人顶替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成为她致力于女权运动的动机。在她的书中，她认为家庭

是烦恼的“舒适的集中营”这样的句子，是有其自身深刻的体会的。当时，与贝蒂，弗里丹情况相同的女性很普遍，因此她的著作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共识，她也因此成为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的组织者。

（二）肯尼迪政府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建立

1961 年，女权主义者，民主党人，劳工部助理部长埃斯特·彼得森劝说肯尼迪总统建立一个关于妇女地位的总统委员会，作为1960 年大选中妇女对他支持的回报，研究妇女的地位问题。官方说，这个委员会的责任是调查“对于全面实现妇女基本权利起阻碍作用的偏见和陋习”。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委员会于1963 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其观点是客观需要迫使妇女为谋生而工作，她们所得的报酬都很低，有许多法律歧视她们。她们要求同工同酬、日托服务、孕妇带薪休假，以及与男子相比妇女还没有达到的标准。这份考察报告，使妇女问题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使全国注意到了性别歧视，间接地支持了女权运动。为了响应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结论，在妇女小组的压力下，全国各州都创立了州一级的妇女地位委员会。这些州一级的委员会继续为反对歧视妇女提供材料，每年聚在一起分享她们的发现。这样一来，联邦和州的委员会实际上起了组织作用，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再次兴起，为妇女在国家生活中开始进行有组织的行动开拓了空间。

该委员会的成立是政府方面对妇女运动的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或许是不经意的，肯尼迪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处理自身事务的论坛。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论坛中的积极分子们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同时她们与其他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团体进行了接触，这样的对女权运动感兴趣的网络在逐步扩大。

在1963 年夏天，肯尼迪政府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工资法，为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创造了条件。肯尼迪的目的在于取得特定的选民团体的支持，这一行动间接支持了女权运动的产生。

（三）《女性的奥秘》产生的舆论影响

贝蒂·弗里丹于2006 年2 月4 日以85 岁高龄去世。希拉里·克林顿撰文说：“我为贝蒂·弗瑞丹的过世深为悲伤。她是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通过终生的社会活动和强有力的写作，她为美国的男男女女以及后代人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心灵，打破了对女性限制的栅栏，扩展了女性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她设想的世界的受益者。著名女作家爱瑞克·荣说：“贝蒂·弗瑞丹单枪匹马地激活了美国的女权主义。”这样高的评价，缘起于她写的一本书。

1957 年，为了毕业班15 年的再聚，弗里丹被请求去调查她的同学们毕业后的生活状况。她发现89 ％的同学没有应用她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数人对她们的角色都不满意。

她分析了调查结果，咨询了专家。她发现无论男女都陷入了有限的角色中。她把她的结论写出来，想要把这篇文章卖给杂志社，但任何杂志社都不肯出钱来买。因此她把她的作品写成书，并于1963 年出版，书名叫《女性的奥秘》。这本书出版后，弗里丹几乎被女性读者寄来的的信件所淹没，这些信件显示了社会对《女性的奥秘》的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最后竟然被翻译成13 种语言，足见这本书对妇女的影响。

弗里丹认识到，妇女的生活范围限制在家庭，虽然能够保持她们的女性气质，但是现存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妇女的个性发展。妇女们一直为争取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同等机会进行斗争，尽管这样的斗争延续了100 年，但她们的生活中心仍旧是厨房。弗里丹的书出版后，全国成千上万的对此不满的妇女写信给她，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感谢她为她们的苦闷起了一个名字。其中的一个妇女写道：由于科学调查的结果揭示了孩子的环境对孩子的强烈影响，因此可怜的妈妈不得不以她的全能接替了上帝的职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曲解的能量是无限的和可怕的，因为它迫使妇女一直呆在家里。我仍旧记得一个获得哲学博士的女经济学家，她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年轻而卓越，但是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她不得不听从儿科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说，没有她的24 小时的照顾，她的一个6 岁大的，另一个3 岁多的孩子就会成为社会的威胁。她对这位专家的话深信不疑，不得不放弃一个令她激动的新工作。还引用一位学校官员的话：“让我看看一个有过失的孩子，我就会给你看到一个正在工作的母亲。”从这段文字我们能够知道，当时即使妇女取得了很高的学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本身有去工作的意愿，但社会的舆论依旧是妇女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从医生到教育界人士都是这样的观念，但现在妇女们不想在家里了。还有的妇女倾述，她们在家心境极为焦虑，不得不打镇静剂，但她们找不到这种焦虑的原因。她们读了弗里丹的书，现在有了目标，不再想要蔬菜了。此处的“有了一个目标”，我理解为即是走出家门，寻求工作，实现理想。

《女性的奥秘》带来了现实的结果，公众注意到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本书的功绩在于促进了妇女的觉醒，为女权运动在60 年代的崛起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正像弗里丹所说：“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