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权运动

一、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的原因及时代背景
20 世纪60 年代的女权运动的影响深远，表现在体育运动、学校教育和家庭观念等各个方面。

简言之，它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产生于流行的社会趋势。

第一次思想意识反抗与潜在的社会、经济变化似乎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处处保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否定了在工作场所的基本平等，并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

除非有特殊的机会，公司不会提拔妇女，甚至女子大学也强加着装规范，使家庭经济学成为强制性课程，大学还实行性别隔离。

在有些州妇女不能参加陪审团。

在马萨诸塞州，医生给病人分发避孕材料被视为违法。

在纽约州，只有因通奸行为才准予离婚。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两个主要的分支，第一支我们可以称之为平等权利运动，部分源于新政和二战期间的妇女活动组织；另一支为源于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妇女解放运动。

实际上，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一系列的原因，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二战前后的就业竞争形势的变化
男女之间在经济资源之间的竞争对于妇女运动的兴起是必要的条件.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出现，是与妇女永久地进入劳动大军后经济上的转变相联系的。

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文化标准依然是结婚意味着家居生活，当时，中产阶级的妇女结婚及生育后一般不离家外出工作。

工人阶级，包括移民团体的妇女，都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即使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文化标准都没有削弱，许多妇女在她们的丈夫失业后常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做，以达到养家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1600 万美国男人出去打仗，美国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劳动。

在1941 年到1945 年期间，超过600 多万的妇女首次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中的大多数己经结婚，并且过了30 岁。

在战争年代，女性劳动力增长了57 % ，当战争结束时，80 ％的新工人在政府的民意调查中表示她们仍想继续工作。

战后，由于退伍军人进入工作领域，工作的妇女减少了，但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稳定地增加。

以前男性在一些职业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平，基本垄断了这些领域。

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她们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提高了。

在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在管理领域工作的妇女稍稍增加。

随后，从1971 年起，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妇女人数快速增加。

在60 年代中期之前，妇女中的上层蓝领开始增多。

这个时期，社会对妇女组织的示威活动和女权运动的开展表现出了一定的赞成态度。

战后，美国迅速走向繁荣，美国政府机构扩大，社会服务领域增加，带来了大量的新的工作机会。

当时，私人企业中白领的增加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许多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背景。

50 年代末期，男人不足以承担全部的工作，一些妇女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家庭的开销，一些妇女厌恶家居生活，想要出去寻找工作。

由于这些原因，6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走出家门去工作的增多了，形成了一种新趋势。

到了70 年代，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永久地稳定在劳动大军中的形势己经很清楚了，俩人工作的家庭，取得两份收入，这样的家庭己经很常见了。

成家的妇女中有49 ％都在工作，中等的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几乎达到17 , 000 美元。

在当时的社会，人们认为高工资的工作是男子的特权。

女性一般认识到自己的工资与男性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在50 和60 年代，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参加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

在这个时代，妇女获得工作需要学位证书，大学是她们获得学位证书的地方。

同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年轻的女性，她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大学成为她们的社交场所。

因此，大学教育为女性参加工作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她们的平等意识，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

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的增加，为了阻止妇女和男人竞争工作岗位，社会又开始大力宣传妇女应该宅居的观念。

大批妇女回到家中，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随着城市郊区化也回到郊区的家中相夫教子。

但她们知道，她们必须学会竞争，不是作为一名妇女，而是作为一个人。

只有当大批妇女走出边缘汇入主流时，社会本身才会为她们实现新生活的计划提供安排。

女权运动的发起人贝蒂·弗里丹不仅从事写作，而且是一名诊所心理学家兼社会研究员。

二战期间，贝蒂·弗里丹曾经作为一名记者，为一家劳动服务部门工作，但二战结束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因为一名老兵占据了她的职位。

1949 年，她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时，她被开除了，住在郊区，成为了一名家庭妇女。

她是一名自由作家，为杂志撰写文章，大多是为中产阶级妇女写文章。

她在她的书《第二阶段））中提到：作为一个记者，我因为怀孕被报社解雇，那时候没有合同或法律针对“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因此我无法向报业联合会投诉。

笔者认为她之所以去调查当年的同学都在做什么，所学是否为所用，是与她的工作被退伍军人顶替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情况成为她致力于女权运动的动机。

在她的书中，她认为家庭
是烦恼的“舒适的集中营”这样的句子，是有其自身深刻的体会的。

当时，与贝蒂，弗里丹情况相同的女性很普遍，因此她的著作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共识，她也因此成为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的组织者。

（二）肯尼迪政府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建立
1961 年，女权主义者，民主党人，劳工部助理部长埃斯特·彼得森劝说肯尼迪总统建立一个关于妇女地位的总统委员会，作为1960 年大选中妇女对他支持的回报，研究妇女的地位问题。

官方说，这个委员会的责任是调查“对于全面实现妇女基本权利起阻碍作用的偏见和陋习”。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委员会于1963 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其观点是客观需要迫使妇女为谋生而工作，她们所得的报酬都很低，有许多法律歧视她们。

她们要求同工同酬、日托服务、孕妇带薪休假，以及与男子相比妇女还没有达到的标准。

这份考察报告，使妇女问题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使全国注意到了性别歧视，间接地支持了女权运动。

为了响应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结论，在妇女小组的压力下，全国各州都创立了州一级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这些州一级的委员会继续为反对歧视妇女提供材料，每年聚在一起分享她们的发现。

这样一来，联邦和州的委员会实际上起了组织作用，促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再次兴起，为妇女在国家生活中开始进行有组织的行动开拓了空间。

该委员会的成立是政府方面对妇女运动的态度的一个分水岭。

或许是不经意的，肯尼迪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处理自身事务的论坛。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论坛中的积极分子们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同时她们与其他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团体进行了接触，这样的对女权运动感兴趣的网络在逐步扩大。

在1963 年夏天，肯尼迪政府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工资法，为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创造了条件。

肯尼迪的目的在于取得特定的选民团体的支持，这一行动间接支持了女权运动的产生。

（三）《女性的奥秘》产生的舆论影响
贝蒂·弗里丹于2006 年2 月4 日以85 岁高龄去世。

希拉里·克林顿撰文说：“我为贝蒂·弗瑞丹的过世深为悲伤。

她是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

通过终生的社会活动和强有力的写作，她为美国的男男女女以及后代人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心灵，打破了对女性限制的栅栏，扩展了女性的机会。

我们所有人都是她设想的世界的受益者。

著名女作家爱瑞克·荣说：“贝蒂·弗瑞丹单枪匹马地激活了美国的女权主义。

”这样高的评价，缘起于她写的一本书。

1957 年，为了毕业班15 年的再聚，弗里丹被请求去调查她的同学们毕业后的生活状况。

她发现89 ％的同学没有应用她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数人对她们的角色都不满意。

她分析了调查结果，咨询了专家。

她发现无论男女都陷入了有限的角色中。

她把她的结论写出来，想要把这篇文章卖给杂志社，但任何杂志社都不肯出钱来买。

因此她把她的作品写成书，并于1963 年出版，书名叫《女性的奥秘》。

这本书出版后，弗里丹几乎被女性读者寄来的的信件所淹没，这些信件显示了社会对《女性的奥秘》的反响十分强烈。

这本书最后竟然被翻译成13 种语言，足见这本书对妇女的影响。

弗里丹认识到，妇女的生活范围限制在家庭，虽然能够保持她们的女性气质，但是现存的社会价值观不利于妇女的个性发展。

妇女们一直为争取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同等机会进行斗争，尽管这样的斗争延续了100 年，但她们的生活中心仍旧是厨房。

弗里丹的书出版后，全国成千上万的对此不满的妇女写信给她，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感谢她为她们的苦闷起了一个名字。

其中的一个妇女写道：由于科学调查的结果揭示了孩子的环境对孩子的强烈影响，因此可怜的妈妈不得不以她的全能接替了上帝的职位。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曲解的能量是无限的和可怕的，因为它迫使妇女一直呆在家里。

我仍旧记得一个获得哲学博士的女经济学家，她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年轻而卓越，但是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

她不得不听从儿科专家的建议。

这位专家说，没有她的24 小时的照顾，她的一个6 岁大的，另一个3 岁多的孩子就会成为社会的威胁。

她对这位专家的话深信不疑，不得不放弃一个令她激动的新工作。

还引用一位学校官员的话：“让我看看一个有过失的孩子，我就会给你看到一个正在工作的母亲。

”从这段文字我们能够知道，当时即使妇女取得了很高的学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本身有去工作的意愿，但社会的舆论依旧是妇女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从医生到教育界人士都是这样的观念，但现在妇女们不想在家里了。

还有的妇女倾述，她们在家心境极为焦虑，不得不打镇静剂，但她们找不到这种焦虑的原因。

她们读了弗里丹的书，现在有了目标，不再想要蔬菜了。

此处的“有了一个目标”，我理解为即是走出家门，寻求工作，实现理想。

《女性的奥秘》带来了现实的结果，公众注意到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这本书的功绩在于促进了妇女的觉醒，为女权运动在60 年代的崛起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

正像弗里丹所说：“就女性而言，要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唯
一的办法就是同男人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慢慢地，法律开始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了回应。

1963 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拥用同种工作职位的人中实行性别歧视。

1964 年民权法也禁止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

（四）传统的性别歧视意识和观念
公元前1500 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己婚妇女外出的时候开始佩戴面纱，是男性对女性的社会行为加强控制的一种表现，父权社会的结构进一步巩固了。

欧洲中古时期，骑士风度盛行。

骑士一般认为，妇女是弱者，需要男人的保护，这是他们普遍的心理。

当初，骑士们主要是负责作战。

社会越来越安定，骑士们只能在贵族沙龙中充当卫士的角色。

表面上，妇女处处受到了尊敬和礼遇；实际上，男人只是把妇女放在弱者的位置上，以衬托他们自己的强大，明为尊重，实为贬低。

从美国的始祖们制订《五月花号公约》起，一直到第一次女权运动后，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才在宪法中第一次真正地把妇女包括在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之内。

五月花号登陆前，随五月花号来普利茅斯的18 名妇女中，有4 人幸存下来，以威廉姆·布雷福德为最初发起人，要求船上41 名成年男子上岸前签订保证遵守领导人起草的法规和公约，此事并没有引起异议。

1776 年的《独立宣言》中的“人民”将黑人、白人下层民众及妇女都排斥在选民之外。

就是说，在实践上，《独立宣言》中的“人民”成了“白人成年男性有产者”。

1789 年5 月25 日，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但来自12 个州的55 名代表无一名妇女，并且宪法也并没有把妇女作为公民应该拥有选举权的条款纳入宪法中。

在1873 年，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斯州案中，约瑟夫·布拉德利法官写道，自然法则与民法都承认了男人与女人在各自领域的不同和命运的不同，男人就应该是女人的保护者和守护者。

胆怯和脆弱是女性自然而合理的特点，明显使得妇女不适合公民生活中的许多职业。

不仅是本性使然，而且在神意下成立的家庭结构也表明家庭是妇女的活动范围，家庭生活是妇女的职责。

从这位法官的话和案件审理的结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上层大部分人的观点。

直到十九世纪第一次女权运动，美国公民才意识到在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如宪法和独立宣言）对平等的表述具有矛盾之处，这些文件否认了妇女的平等权。

琼·艾尔史特恩1995 年评述了这种矛盾，她说，尽管妇女和奴隶从平等的定义中被省略了，但“平等一直是她们所渴望的，哪管是部分的，不完美的也好”。

直到1920 年生效的《第十九修正案》才在宪法中把妇女作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纳入宪法。

但宪法的颁布，并不等于把人们的头脑中歧视妇女的观念扫除，事实上男女依旧不完全平等。

1954 年，《国内税收法》仍旧明文规定不给予全职工作的母亲因照顾孩子而减税的优惠。

妇女仍旧无权使用信用卡、无权以自己的名字购置房产、签订合同等。

1957 年，妇女仍旧无权作为陪审团成员出席法庭的审判。

直到1963 年，美国尚有26 个州不允许妇女在州级法院中充当陪审团成员，在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中也没有女性法官，在联邦地区法院的307 位法官中只有两位女性。

美国文化是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其个人价值需要通过家庭成员来实现。

照顾丈夫和养育孩子是她们的职责，丈夫的成功是她的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人是她个人生活的中心，是她所依赖的对象，她自己的个人权利十分有限。

卡赞斯坦认为，与男人相比，至少应该承认妇女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妇女问题是社会歧视的结果，与个人行为无关。

（五）60 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直接影响
妇女通过民权运动和和平运动获得经验，组成人际关系网，获得资源，形成平等意识，促进政治进步，这些因素决定了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到来的时机。

民权运动为妇女平等运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反抗的模式，促进了妇女平等意识的发展。

民权运动使女性认识到，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运动中，人们之间，特别是黑人男人与白人妇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形式。

这种复杂的形式损坏了以前存在于整个妇女阵线的团体意识。

随着越来越多的北方妇女加入到运动中来，一个新的模式发展起来，这种模式需要不同性别相互作用。

至少在一些场合，白人妇女会把与黑人男子睡觉看成是悟守整合和运动的证明。

另一方面，对一些黑人男子来说，与白人妇女睡觉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活动，即通过突破最终的禁忌嘲笑和反叛白人的控制。

玛丽·金与凯西·海登是两个长期积极活动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的南部白人妇女，她们发表了一个宣言，集中在黑人与白人妇女基于性别所受到的压迫。

这个宣言被认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场白之一。

但当妇女们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的时候，她们常常发现自己遭受性别歧视，于是把妇女平等与阶级和种族的平等联系起来。

在玛丽·金与凯西·海登所写的《 1965 年和平和自由运动中的妇女―一种备忘录》中写道，在美国社会，从整体上
来说，对待妇女和对待黑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特别地，在运动中，工作妇女似乎被卷入了一个运行着的等级制度之中。

她们认为，这样的等级制度利用妇女和剥削妇女。

在运动中，特权等级观念支配着妇女们的角色，出现了下面这样问题：谁该清扫屋子？谁应该占据领导的位置？谁应该做秘书工作？谁应该充当团体的发言人？有一些妇女意识到她们像男人一样有能力，但却被阻止在全面参与之外。

妇女试图用平等意识调节男女关系，但是这样的思想是男性所不能理解的。

因为他们认识到妇女的新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

男性的态度激怒了激进的妇女们。

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女性和男性的角色有所不同。

在每一个组织中，妇女们负责记录、印传单、打电话、打扫办公室、做饭、组织集会，男人们写声明，跟新闻记者对话、与官方交涉、做公开演讲，这种情况在各个地方都一样。

这样的分工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不利的。

1967 年，200 个争取民权反对战争的激进组织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

在会议上，妇女提出的性别歧视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她们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自己的活动小组。

女权运动一方面需要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要求妇女遵守属于男人和服从男人的文化规则，这样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在女权运动中是同时存在的。

女权主义运动很快成为一个群众运动。

到70 年代早期，除了反战运动，妇女运动是最大的激进运动。

妇女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权运动正在正挑战一个行将就木的制度或风俗，这就是家长制核心家庭。

任何运动的发生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恰恰在那个时候，联邦政府对资源分配行使权利，性别平等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服务于强有力的中介角色。

二、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及其发展情况
在美国，女权主义组织对女权运动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20 世纪的女权主义组织是理解女权主义本身、女权主义传播和女权主义促使个人与集体发生改变的关键。

20 世纪60 年代及其以后，妇女运动中产生的组织的数量是所有的社会运动中最多的。

女权主义组织有其特殊性。

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妇女组织对于运动成功地影响政策都起了必要的作用。

当然，组织中的女权主义者（f eministS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女权运动的影响大部分是女权主义组织的活动带来的。

女权主义组织一直为法律、法庭、大学、公司、地方社区和个别的女人的生活的改变而工作着。

运动的活力恰恰就在于地方组织的扩散。

这些组织的努力，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人。

她们改变了文化，这成为她们成功的一个标志。

迈拉·马克思·凡瑞和帕特丽夏·燕西·马丁说：“因为女权主义者成立了这些组织和为这些组织配备了员工去做女权运动的工作，所以妇女运动存在着。

”可见妇女组织的重要性。

学者们注意到，女权主义运动是沿着两个轨道发展的。

这两个分支叫做自由女权主义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

自由女权主义者利用政治行动去改变社会和政治，消灭性别歧视，为妇女取得平等权利创造条件。

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避开了传统的政治方法，攻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歧视，目的在于提高女权主义意识，取得妇女的解放。

随着运动的深入，追求平等与追求解放的妇女开始趋于合一。

1977 年在休斯敦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是妇女平等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正式携手并进的标志。

现代西方妇女运动己经证明，女权主义组织数量多，创造性强且富于变化。

60 年代以来的协会百科全书列出了93 个妇女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女权主义”的主题之下，许多妇女拥护它们。

一个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的运动可能比一个具有统一组织的运动更有价值。

不同组织的群体接触到不同的妇女，在运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提出广泛的不同的女权主义者的意见。

一般认为，下列妇女组织在20 世纪60 年代女权运动中产生。

回顾美国女权运动史，人们可以发现从1848年到1900年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四个州即怀俄明州(1890)、科罗拉多州(1893)以及爱达荷州和犹他州(1896)给予妇女选举权，而从1900年至192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先后有三十二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宪法中得以确定。

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首先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经济的发展带来广大妇女基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1900年的人口统计报道，在美国近六百万妇女走出家庭靠挣钱为生。

1890年到1900年之间，工厂中的女工数量比男工增长得快，它比出生率增长都快。

到1910年，靠工资为生
的妇女人数约九百万。

这就意味着有九百万下层劳动妇女正在迅速地摆脱以父亲、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的控制，她们接受了自立的职责，同世上的男工们竞赛。

同时，二十世纪初，各种家庭电气用具出现，从电熨斗、电话机、电烤箱、电暖炉到洗衣机、吸尘器，使家务劳动越来越轻松。

父亲白天工作在外，中餐往往也在外自行解决，以前落在母亲肩上的教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现在统统由学校和幼儿园承担了，医学的进步使许多疾病得到根治，母亲的困扰减少了。

这些都使广大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真正空闲的时间。

她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社会意识，却苦于家务缠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活动。

现在，现代化的技术解放了这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妇女，妇女参与社会的标志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成长，总联合会的成员从1898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百万强。

“对妇女的解放来说，这比历代英勇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全部的鼓动宣传更有效力。

”
纵观美国妇女运动的历程，二十世纪以前，无论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殖民地时期、拓边开荒的西进时期还是被养在闺阁中的淑女时代，美国妇女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家，生育、性、教育后代始终是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

只是在几次战争期间，许多原来不接受妇女的社会领域曾向妇女开放过，一旦战争结束，大门就关闭了，偶有一些妇女被关在门外，那数量也是微小的。

妇女真正大规模的持久、坚定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初，其冲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

中产阶级妇女在投身社会改革中，开阔了视野；广大女工在操纵机器中，为适应机器工业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和文化素养。

中下层妇女在共同的斗争中，感觉到团结的力量，共同走向自我觉醒。

第二，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因性别而不给予选举权的无理和不公，也是促使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当时“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立宪国家，趋于承认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运动正在得到加强。

在半打国家中，妇女已经完全获得了选举权，在英国，反对势力正在寻找投降的条件。

”
从美国国内看，长期以来，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危险的。

因为一旦妇女获得选举权，她们将会抛弃家庭和传统美德，性别的区分将日渐模糊，男人将失去他们的男性气质，妇女开始将自己扮演成男的。

十九世纪末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深远变化使得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二十世纪初，男人们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已有妇女加入的利益集团和社团组织来代替或补遗选举政治上的参与。

尽管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妇女团体和组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通过。

对那些有远见的政客来说，引导和利用妇女参与政治比阻止妇女介入政治领域更符合潮流。

更为重要的是，反女权主义者不再顽固地坚持选举权会使妇女脱离家庭。

因为二十世纪初，社会已经分担了某些家庭功能。

学校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教育职责，幼儿园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抚养职责，纺织厂、制衣厂、制皂厂等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女红”职责，快餐业承担了过去妇女在家庭中的烹饪职责，可以说，除了性爱和生孩子这两项职责社会无法承担外，其它的家庭功能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同程度上交给社会，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社会在发挥这些功能时依旧需要妇女的参与。

因此，妇女没有脱离家庭，而是从原来的小家走向社会这个大家。

正如1910年女权主义者兼新闻撰稿人丽莎·切尔德·多拉强调说：“妇女的空间是家——家不是四面围墙的小家，家就是这个社会，家庭就是这个住满了人的城市，学校是真正的育儿室。

而且，这个家和这个家庭都需要他们的母亲。

”
多拉的理论紧紧抓住“家”这个基点，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同时，美国的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也转变职能，过去它们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种族问题和经济政策展开工作，现在它们不断增强在社会福利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致力于改进学校、医院、救济院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

这些工作即使在反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比较适合女性介入。

于是许多妇女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

她们着力于监狱改造、健康教育和服装改革，帮助老人、穷人和儿童，争取立法制止卖淫，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反对童工，维护女工的基本权利等。

涌现了简·亚当斯、艾·塔贝尔、利莲·沃尔德等杰出女性。

她们以事实证明，妇女参与社会不仅没有剥夺男人的男性气质，反而运用自己的女性气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女性参与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社会，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才是完美的政治。

就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来说，他原来的理想女性是多生多育，贤妻良母，认为“就是给予妇女选举权，也不能给妇女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善。

”
然而，到了1912年，罗斯福公开表示赞同男女平等，并在进步党党纲中写入了平等选举权条款。

第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第二代女权运动领导人成功的策略。

以卡里·查普曼·卡特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毕竟生活在与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