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摘要：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

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避战求和以夷制夷清政府

正文：他以一身之计负九重之忧，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他处事棘手之际，力争骄

悍之异国，哀叹“若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四子，翰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李鸿章其宗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①。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他 20岁便作《入都》诗安徽庐州府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②其胸怀之广之大不由得令人惊叹。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 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因此就有人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而李鸿章正是其中一个。从天津教案中初涉外交，台湾事件中舌战日本来使，中法之战中极力斡旋，马关议和中血溅袍服，割让辽东后联俄制日，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始终能看见李鸿章的身影。同时他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1901年11月7日，大清王朝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终于不堪沉疴而溘离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本文重点从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大势、外交宗旨、主要内容、具体实践以及李鸿章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等方面来分析李鸿章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较为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大势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它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李鸿章多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发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宗旨

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他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而他本人也在二十四岁时中进士。这样，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等到他从事外交活动后，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尽管有一部分人简单地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但客观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目的和宗旨是希望能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喘息和自强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否则，清廷也不会在他死后赐其谥号“文忠”。至于李鸿章受到当时及后世人的抨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晚清的大部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鸿章始终都不是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始终处在清廷的控制和授意之下，就其本人而言，回旋余地着实不大。

三、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为“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必须满足清略者的无理要求。在李鸿章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③”。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只要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李鸿章之所以主张“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观方面来讲，首先是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④”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殊不知当时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贪婪无比，欲壑难填，一味地求和顶多只能延缓战争，绝对避免不了战争。其次，李鸿章是典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从而在面对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侵略军的时候，总是缺乏战而胜质的信心和决心。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发出“倭并全用西洋新式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