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摘要：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
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

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避战求和以夷制夷清政府
正文：他以一身之计负九重之忧，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他处事棘手之际，力争骄
悍之异国，哀叹“若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

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四子，翰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李鸿章其宗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①。

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他 20岁便作《入都》诗安徽庐州府10首以抒发胸怀。

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②其胸怀之广之大不由得令人惊叹。

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 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

因此就有人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而李鸿章正是其中一个。

从天津教案中初涉外交，台湾事件中舌战日本来使，中法之战中极力斡旋，马关议和中血溅袍服，割让辽东后联俄制日，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始终能看见李鸿章的身影。

同时他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1901年11月7日，大清王朝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终于不堪沉疴而溘离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

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

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本文重点从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大势、外交宗旨、主要内容、具体实践以及李鸿章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等方面来分析李鸿章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较为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大势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

它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

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

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

李鸿章多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发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

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宗旨
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

他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而他本人也在二十四岁时中进士。

这样，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而等到他从事外交活动后，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尽管有一部分人简单地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但客观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目的和宗旨是希望能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喘息和自强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

否则，清廷也不会在他死后赐其谥号“文忠”。

至于李鸿章受到当时及后世人的抨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晚清的大部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鸿章始终都不是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始终处在清廷的控制和授意之下，就其本人而言，回旋余地着实不大。

三、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为“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

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必须满足清略者的无理要求。

在李鸿章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③”。

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

只要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之所以主张“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主观方面来讲，首先是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

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

④”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

殊不知当时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贪婪无比，欲壑难填，一味地求和顶多只能延缓战争，绝对避免不了战争。

其次，李鸿章是典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从而在面对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侵略军的时候，总是缺乏战而胜质的信心和决心。

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发出“倭并全用西洋新式枪
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诚然侵略军拥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境外作战的一些困难和弱点，清军若奋力抗战，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

另外，就客观方面来讲，晚清政府政治极其腐败，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帝后两党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一切使的国力孱弱不堪，清军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

”大清国的这种状况也不能不使李鸿章感到无奈和心虚。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惯用的民族分化政策。

这种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策略，被李鸿章看作是孱弱的清政府唯一可行的外交之策。

他认为，清政府自身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列强的挑战，要想维持生存，必须取得国际力量的支持。

同时，他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列强是会给与清政府支持的，因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列强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实现“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标。

另外，李鸿章特别相信国际法，认为只要自己不违反国际法，那么在请求国际调停时就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这一点大概源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最突出的实践就是对日、对俄外交。

“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

” 1870 年8 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使来华议约时，李鸿章提出了“联日”的主张，“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 1871 年，清日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此时的李鸿章认为，只要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即可抵御西方的侵扰。

但很快，1874 年日军进攻台湾及后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约》使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产生了动摇。

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使李鸿章极为震惊，“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④” ，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由“联日”转变为“防日”。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标志了李鸿章“联日”外交的彻底失败。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寻找新的援手。

而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使李鸿章在俄国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又提出了“联俄拒日”的思想。

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

这在李鸿章看来，是实现了与俄国在防日基础上的联盟；而对俄国来讲，是打开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门户。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 年无事。

然而仅仅 4 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李鸿章“联俄据日”的思想再次宣告破产！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往往是把“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相结合运用的。

即当面临对外纷争时，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局”，避免“衅自我开”，同时请求国际社会调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实践失败原因探析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是晚清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结果却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几乎让他身败名裂。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最终在他去世十年后彻底崩溃。

不可辩驳的历史证明了李鸿章外交思想实践的失败。

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也有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因素。

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缺乏必需的和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没有可以利用的砝码。

其次，由于本身对当时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李鸿章所提出的“避战求和”、“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再次，清政府始终没有系统的外交思想和策略，这也是李鸿章外交思想无法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
约，因此一些人武断地给他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

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何为“卖国贼”？“卖国贼”是指那些背叛了国家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而在李鸿章生活的年代里，清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清帝国即是当时的中国。

虽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没有起到维护清政府利益的作用，但他的动机却是为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这在当时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他本人也没有背叛清政府的行为。

因此，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并没有卖国的行为，认为他是“卖国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晚清政府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封建生产关系依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捁，淘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

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李鸿章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仍然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和生存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他外交思想的局限所在，同时这也是其外交思想必然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管怎么说，客观事实是他努力的方向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背，他只是在为一个必将灭亡的帝国苦苦挣扎，而这一切都是枉然。

也许没有他帮助清政府苟延残喘，清朝早就崩溃了，而中国的面貌也会早一点改观。

因此，虽然不曾卖国，但“误国”的责任李鸿章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

四、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实践——对日、俄关系的表现
有人曾对李鸿章的对日政策做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但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

但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源于表面的感观而已，在他的眼中，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列强学习之后，采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乃是中国所不及者。

而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李鸿章对日的态度逐渐有所增强，因而有学者认为，此时的李鸿章已萌生了“联日”的思想。

1870年8月，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李鸿章此时身为直隶总督与柳原前光会晤后，便迫不及待的答应与其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由于李鸿章的力主，最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李鸿章原本希望通过这一纸文书，把“联日”的梦想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然而，1874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这时的李鸿章尤如大梦初醒。

于是走上“联俄拒日”上来。

其实在李鸿章赴日谈判，签署《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就与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有过密谈，达成俄国如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则给予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协议。

而后，清政府朝野上下“联俄拒日”呼声四起。

到了1896年，李鸿章的俄国之行，沙俄政府拿出三百万卢布行贿，在沙俄的外交压力和重金贿赂下，李鸿章答允了俄方的要求签订了《中俄密约》，同年9月28日，两国政府互换了约本。

这个条约为期十五年，从表面上看，像是两国共同防日军事同盟，但在实际上，不过是沙俄借防日之名，行侵略中国之实。

综观李鸿章的外交实践，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根蒂。

我们于今日切不可简单地以“卖国贼”送于李鸿章而一说了之。

在其活动中所代表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根基，都是我们应不断给予发掘，以示后人的
五、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根本原因
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了洋务多年，期间虽然不免遭到种种掣肘，难以尽施其政，但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
政府对日、对俄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当年清廷的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对俄的重大决策时都要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

可以讲，中国清政府自1870年至1900年间的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是难辞其咎。

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一个原因的是对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高度的认识。

他的头脑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一味梦想“求强”、“求富”，因此在对日、对俄的效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其总外交政策构思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

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防力量薄弱。

清军将领中虽说有一批忠勇之将，但全然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且缺少谋略，加之缺乏统一指挥，军械装备凌乱落后，在战事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国防上的支离破碎，亦难以成为李鸿章外交手段上一颗举足轻重的法码。

李鸿章所阐述的“弱国”和“和戎”思想，以及他为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的、乃至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
当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正因为李鸿章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的复杂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看去，结果就可能会不相同。

并且，与观察者的“眼光”，与时代条件、政治环境的制约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当时对他的褒贬就不一，后世更是众说纷纭。

反差之大，结论之多，令人兴叹!不过，生前他自己的一番评说，倒是非常生动有趣也特别耐人寻味：“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
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修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糊裱匠又何术能负其责？”⑤
李鸿章没有吹牛，他说的是何等的实在！把他手下的“洋务成果”喻为“纸糊的老虎”，裱糊的表面新、内里破的屋子，把自己喻为“裱糊匠”，多么的贴切和精妙！至于他说自己“裱糊匠何术能负其责”，也绝不是无理的推卸责任，这种根本责任是应该由他一人承担的吗？包括外交都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恨不得以“铁杆卖国贼”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呼声不是也一直不绝于耳吗？当然，斯人盖棺难论定，一生功过任凭说。

不过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似乎说明了什么：“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为非常之豪杰矣乎。

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⑥”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有才华,有胆识,有能力,有气魄，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

他所缺少的，是天时，是大环境对他的支持，是清政府的清明廉洁。

最后，借用梁启超先生的词句作为我对李鸿章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
注：①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三章第11页
②李鸿章：《入都》，癸卯，《李鸿章全集》卷6，第4790-4792页
③《李鸿章全集》卷3 第2675页
④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64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 第20-22页
⑥梁启超《李鸿章传》绪论第1 页
参考文献：《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董丛林著团结出版社 2008年1月《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李鸿章评传》谢世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李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5月
《李鸿章传》苑书艺著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谭伯牛著同心出版社 2006年6月《李鸿章圆通变达心术之道》东野君译著黑龙江人民出版 2003年6月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王树增
，
《1901 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 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