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看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

从《儒林外史》看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

白话文小说《儒林外史》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通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其成书于乾隆时期，在嘉庆时期印细出本。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多万字，主要描写的是清代知识分子的读书生活以及精神状态，更是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深刻探索与讨论。原本为五十五回，现在通行的刻本是五十六回。

作者吴敬梓字敏杆，安徽全椒人。他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和心理上一系列生动细致的描写，表现了封建社会后期财富、名利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官绅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蚕食，到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的反到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著，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严重畸形和病态。该小说是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或不屑还有作者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的讽刺，对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一定的有显现出民主主义思想。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是达到了中国文学历史上讽刺小说的巅峰，成为了文学界的中流砥柱，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于《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从利弊两方面方面进行探讨。当然科举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求。吴敬梓井不是一样的否定科举制度本身，更多的是因为科举制的受众违背了制度之初衷，人的道德修养影响了制度的实施与开展，使其产生了更多负面影响。科举制下有真儒，也有假儒，很多正面人物也都是从科举制的应试考试中走出来的，比如有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等人都是受科举制的正面影响。

而讲到《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度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还要从它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相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主要是是对封建文人土子的毒害

小说在第一回是讲王冕，作者用他的故事“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批判了科举制下的八股文导致知识分子追名逐到，精神受到严重侵蚀。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然是枯株朽木之态，不同于刚建立时的积极作用，随着朝代的更迭其消极作用愈占主导，明清时期更是突出，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了严厉的文化思想禁锢政策，加速了科举制的僵化。科举制成为了文人们出人头地的唯一通道，只有中举才能光宗耀祖才能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理想。这种错误认识扭曲了文人的价值观念，在读书人中形成了小说在王冕之后，形成鲜明对比即描写了这两个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考到60岁还是个童生，受尽奚落侮辱。当他参观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倾盆而出，“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后命运转折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走上高峰。而范进54岁也还是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后考取秀才并又中了举，突如其来的中举竟让他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通过周进、范进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考取功名就讽刺了封建社会的科举礼教制度。当时封建文人们形成了科举制度决定命运的错误意识，整日忙于读圣贤之书，参加科举考试，把八股文看做是正途正道，有甚者一辈子都迷茫在在科举考试的阴影下，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唯中举，为科考的不良社会风气，这是对文人人性的严重扭曲和残害，小说也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文人士

子的毒害及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

而八股文的设立又使得科举考试的考察内容及形式过于单一，根本无法适应国家政治发展的需求，受禁锢的思想使得士人阶层以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八股文考核以四书五经为主，并附《四书章句集注》使得士人失去自我思想，知识体系匮乏。比如范进在后来中举任主考官竟然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范进在多年全身心地投入痴迷于八股文的影响下变成了一个没有自己想法的麻木愚昧的人。局限定势的思维和贫瘠的精神世界极大影响了他鉴赏美景抒发情感的能力，他失去了自我能力，失去独立人格。受毒害的不仅仅有范进，书中还有提到八股选家马纯上，作为八股文的“忠实粉丝”在游西湖时，面对着“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不仅没有才思翻涌，连普通词汇都已不知，游了半天还是用了八股套话“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来应付这实在是对知识阶层的巨大损害啊。

不仅如此，对于科举考试的盲目崇拜还让文人形成了一种为追名逐利不择手段的不良风气，为了成功不惜一切，不择手段、考试徇私舞弊、勾营结党等现象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品德受制人人争利求富的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人性早已发生了质的扭曲。小说中提到的一个农家子弟——匡超，讲述的是他如何从一个善良老实的人成为一个无耻的势利小人。匡超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后家庭实在贫寒，辍学流落他乡，在家勤恳侍奉久病的父亲，尊敬兄嫂，和睦邻里，在外他一想起生病的父亲就流泪不止，还说“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在那时候虽穷困不堪，但也是个忠厚孝顺的后生了，学习又很刻苦，积极进取。但是，求学之中他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沉迷八股心向科举，把科举作为人生的惟一出路；中了秀才之后，又同景兰江、支剑锋、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一起鬼混，与地痞流氓结交，全然忘记老父亲死前的叮嘱“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了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无论是什么，德行是最重要的。这也正是作者的观点。最后匡超堕落成了一个满嘴跑火车，最会吹牛说大话而无半点真材实料的“读书人”。

还有是对社会普通百姓的残害

范进中举之后，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的态度立刻从之前的鄙视瞧不起变为谄谀献殷勤。以前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现世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的话尖酸刻薄，而在在范进中举之后晕过去众人提议打范进耳光来打醒他，屠夫却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之前并无亲近来往的张静斋都送银子，赠房产。一时之间周围的人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范进的母亲也因为这个缘故一口气背了过去。由范进这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已然演化成了一个人人趋炎附势、拜金逐利的社会，胡屠夫的形象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市民的缩影，他只是这明清时期众多受科举制度毒害者之一。小说里蝇营狗苟的市侩形象跃然纸上，就是因为科举制对人们思想的毒害，由于统治者的过分推崇导致科举制的僵化，普通百姓盲目追求科举制，对中举者的崇拜与艳羡也就是导致读书人从这种环境中形成对中举的迫切渴望的想法，也就以致于腐朽恶劣的不良社会风气，显示了普通百姓受封建科举制影响的病态迂腐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