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操作合理性,政治理论例文.doc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

操作合理性,政治理论-

摘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关键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历史制度主义;合理性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战略，是当代西方治理（Governance）理论与中国国家建设实践的有机融合，既具有回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意涵，又具有中国自主发展的民族特色。作为一种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时代的理论范式，治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以来，迅速成长为席卷全球的治理话语，并在90年代引介至中国。与此同时，30年改革开放之下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诸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会深层次问题却也日益凸显，亟待一场科学的治道变革以将改革大业推至更高境界。在此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正式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到国家

现代化总布局之中。当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治理话语。“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与生态环境”由“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力量”所共同塑造，[1]意味着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及协调。[2]那么，如何更为深入系统地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以彰显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要价值？也即，在此时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及操作的合理性何在？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作为分析框架，从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精英的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四个维度，来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操作合理性。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演进逻辑、精神实质与治理目标的双重性

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治理理论，有其后现代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的语境，不能照搬到中国，我国“国家治理”与西方的“治理”不同。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的中国意涵，是指“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其具有独特的精神实质以及逻辑脉络，凸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1.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国家职能与治理主体的双重变迁。

西方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公民社会成长与个人权利彰显的过程，也是全球化引起公共服务质量跨国比较的结果，但西方式治理主要指公共治理，其推行也遇到一些问题，比

如治理活动的权威来源问题以及治理活动的责任性困境。立足于中国国情，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两个核心词汇是“治理”与“国家治理”，两者的发展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分别经历由国家统治阶段、国家管理阶段到国家治理的发展逻辑以及经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到国家治理的演变逻辑。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分析，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治理与统治相比虽然都存在权威，但政府并非是唯一的机构，治理下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上下互动的过程，也可以是横向合作的过程。我国在治理理念的演变逻辑中，提出“国家治理”，更突显出国家的领导作用，是总结后发展中国家经验教训以及清醒认识当前综合发展任务之后做出的顶层设计。从国家职能演变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与国内事务的复杂化，使得单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进行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仅凭政府的单向管理已经力不从心。国际公共服务质量的竞争日益激烈，网络办公等技术的发展促使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我国的国家职能的转变顺应了全球发展的潮流，要求一个规范的国家权力及实现公共事务的“善治”，最终实现良好的国家之治与社会之治的目标。

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精神实质：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的融合。

一般来说，西方“治理”理念主要从两个层面被使用，“一是技术领域，强调治理就是建立‘发展的法律框架’和‘培养能力’，其中包括实现法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二是支持和培养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团等都是要发展的对象。”[4]不同于西方后现代化治理背景，我国治理基于当前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实现对国家权力合理配置，既要达到对公共事务合理之治，也要实现将权力装进笼子。

在中国，“治理”的传统标的是公共事务，这与西方传统大体一致，在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有关国家职能的争论日益激烈，正如福山所说“完全可以这样说，20世纪政治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国家的规模应当有多大和国家力量应该有多强争论不休”，[5]无论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还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对国家职能的争论都限定在公共事务的范围大小以及是否把维护社会公正纳入国家职能等。但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突破国家职能的限定，将权力之治纳入治理体系的框架。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很大的区别在于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定着公共权力的基本运行框架，国家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约束、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6]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将政府与党的权力之治与国家对公共事务之治融合到统一治理框架的趋势。同时，对权力的制约与公共事务之治并非泾渭分明、互不干涉，合理的权力配置是达到公共事务善治的前提，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过程培育了多元化的社会权力，也是对国家权力的有力制衡，两者处于相互交融的状态。

中国国土资源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人均耕地

仅1.4亩-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今天在全国地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土资源管理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

的机遇。

贠小苏分析说，一方面，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点四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保住十八亿亩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国土资源管理越来越受到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局面越来越好。

贠小苏指出，地籍管理是国土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地籍基础数据全面反映中国耕地数量和分布，以及新增建设用地相关情况，是评价国家粮食安全、判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的重要依据，是中央有关宏观决策的重要基础。土地产权管理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保护土地产权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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