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重新审视

拨开迷雾重新审视

彭：子善兄，你是海上著名的“大编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钩沉与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学界公认的，现就这几个方面和你随意地聊聊，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从一开始就把研究的范围锁定在这两个方面呢？

陈：很高兴与你交流。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纯属偶然，不消说，偶然中也有必然。1976年1月，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留校任教，被分配在写作教研组，还到安徽阜阳地区从事过“写作”函授教学，所以我的大学执教生涯是从教授“写作”开始的。我

后来越来越怀疑这“写作”是否需要教授，古今中外，有几位作家是“写作课”教出来的？当

时教了一段时间“写作课”后，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需要增加注释人员，大概考虑到我70年代在插队落户时已写过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当然是“悔其少作”），就把我调入。这样，我踏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归路。

也许是注释鲁迅书信的熏陶和影响，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史料的发掘、考证和整理。我一直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工作，对作品的解读和对文学史的阐释可以各抒己见，但史料的真伪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只能研究鲁迅的束缚（毫无疑问，“鲁迅学”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毕竟不能只研究鲁迅一人）。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群星灿烂、丰富多彩的，他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对象也不断扩大。我注意到1949年以后到台湾、香港的不少现代作家，对后来台港文学的发展都发挥过程度不同

的影响，如台湾的梁实秋、叶公超、台静农、黎烈文等，香港的曹聚仁、叶灵凤、徐訏、林以亮等，所以我就致力于对这些到了台港的现代作家的研究，以期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也就是我关心台港文学的初衷。

彭：你曾说因为众多的历史教训，使你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能否举例具体地说说？

陈：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举不胜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那时除了鲁迅，别的作家还没有资格出版全集，郭沫若、茅盾、巴金都只能出版文集。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也有删节吗？对鲁迅尚且如此，

其他作家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写出了研究专著(可参看陈改玲著《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年——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出版全集、文集的一批又一批，但从文献学的角度视之，可以作为可靠的文本提供研究的似乎不多。《沈从文全集》是编得很好的，还是有遗珠之憾。更大的问题是不尊重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任意改动、删节，比比皆是。不也有论者根据《老舍文集》的错漏写出好几部专著了吗？作者本人、作者家属以至编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死者讳，为政治讳”。再加上要遵从当下的所谓“出版规范”（譬如当时的一些特殊用语、方言和不合今天规范的文法都要修改之类），这样编选出来的全集、文集，怎么能在研究工作中放心使用呢？因此，我决不轻信，只要条件许可，宁可去查找原刊。

彭：钱钟书先生曾戏称你的工作是“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墓”，你到底发掘了多少文墓和揭开了多少文墓呢？可否试举一二例说明？

陈：钱钟书先生的话是对陈梦熊先生说的，不是对我，不敢掠美。不过，我也的确在“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方面竭尽全力，现在仍在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对周作人集外文的查考；对张爱玲早期佚文的发掘；对梁实秋、叶公超、叶灵凤、邵洵美、陈梦家、林以亮作品的整理等等。我编选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集已有近百种了，其中相当部分是属于“发掘文墓”的。钱钟书先生到底是大家，“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其实是两回事，我更感兴趣的是前者。对后者，有些大概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不一定能形诸笔墨的。

彭：“张爱玲热”在大陆真正兴起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这股热潮你是功不可没的，也可以说，除了夏志清，你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请谈谈那把火是怎么点燃的？

陈：早在80年代初，张爱玲就开始为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注意了，尽管那时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都不提她的名字和作品。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一石激起千层浪”，首次提出我们必须正视张爱玲，重评张爱玲。1987年我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艾》，在台港文坛引起“张爱玲震撼”，但在国内反响并不大，时机尚未成熟也。真正的“张爱玲热”是在1995年张爱玲逝世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张爱玲佚作佚函的不断发现，一波接一波，至今未衰。这样应了柯灵先生的预言，真正有艺术成就的作家是不可能被长期埋没的。在“张学”史上，夏志清先生是在文学史著作中评论张爱玲的第一人，其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在张爱玲作品和生平史料的发掘上尽了一点力而已。而今张爱玲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她的小说已有英、日、法、俄、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

本了。

彭：很早的时候，我就买过你编的一本《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扉页上有两句郁达夫的“自况”：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如果我没记错，郁达夫也是因你而在上世纪的80年代掀起了一股热潮吧？

陈：我很喜欢郁达夫的这两句诗，好像也是我的“自况”。你说的对，在注释鲁迅后期书信时，我就对郁达夫，鲁迅认为惟一没有“创造气”的朋友产生了兴趣，先后编订了郁达夫的文集、研究资料和回忆文集，这是80年代前半期的事了。我所主张的研究一位作家必须从他的作品、研究资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三方面入手的观点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至今未变。

彭：周作人《知堂杂诗钞》的书稿，是你从海外郑子瑜先生的手中拿到大陆来再编辑加工出版的吧？

陈：周作人这部诗稿确是我“引进”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假如不是郑子瑜先生来沪访问时向我提起，假如不是当时主持岳麓书社的钟叔河先生“慧眼识宝”，《知堂杂诗抄》是不可能问世的。我对郑先生珍藏的这部诗稿作了增补，主要是补充了周作人的早期新诗，如有名的《小河》等。现在看来，这本小书还有不少的缺漏，校勘也不精当。但当时确实产生了影响，从此开始了我与钟先生的愉快合作。钟先生一直推崇周作人的作品，在他主持下，我花费数年时间，编了周作人集外文三种四册，算是对周作人研究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彭：还有梁实秋，我知道你是下过大功夫的，其中，你和余光中等编的《雅舍轶文》就是一项不小的工程，请谈谈你和余光中等合作这本书的经过。

陈：对梁实秋的作品，不能说下过大功夫，下过功夫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雅舍轶文》收入我编的梁实秋早期新诗、小说和“雅舍小品”补遗，其实是与余光中先生编的《雅舍书信集》完全独立的两本书，因从同一家台湾出版社引进，就三本书合并在一起，是我沾了余先生的光了。我的梁实秋研究始于梁先生1987年逝世以后，还是侧重在他早期作品的发掘整理，发现了他二十多个笔名，编订了《梁实秋著译年表（1921－1949）》。我认为由于大批散佚作品未被研究者关注，我们目前的梁实秋研究还是有很大偏差的。不久前出版的拙编《雅舍谈书》（山东画报出版社），也意在为梁实秋研究提供一点新史料。

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大量被埋没或没有被引起重视的作家，你一直在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