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 07近代教会史 10宣教

宣教還是侵略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教教會，是十九世紀海外宣教運動的成果。這宣教運動建構了今天更正教世界的面貌：將原本僅限於歐美一隅的宗教，變成遍佈全球的普世宗教。從這個角度看，海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署疑的。

有關宣教運動與宣教歷史的論述，幾乎都只是一面倒地肯定、表揚；但是，這運動不是純粹宗教事件，卻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國家帝國主義的擴張（所謂新帝國主義）無法分割。經由這宣教運動產生的亞、非、拉的教會，日後大多深受民族主義問題的困擾，中國教會便是其中一個極佳的例子。

昔日，中國人指摘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而今天在許多人眼中，基督教仍是不折不扣的洋教。從李文斯敦身上，我們就可以看見宣教運動與帝國主義擴張（也就是宗教與政治）之間某些微妙的關係。

促成海外宣教運動的信仰背景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SecondAwakening），由英國衛斯裏約翰所推動的奮興運動，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運動（TheFirstAwakening）；在十八世紀末（1785）至十九世紀初的歐洲和美國，另一奮興運動又告發生，期間延綿了三十多年，由於它對社會與文化均有明顯的影響，故亦稱為第二次大覺醒運動。更正教的海外宣教事工起步遲緩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得以擴展，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不無關係。在十六世紀時，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海權國家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是個中代表。隨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艦隊遠征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天主教的勢力亦伸展到這些地方，開始宣教及植會工作。

篤信更正教的海權國家要到十七世紀末才告出現，包括荷蘭、英國等，她們逐漸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領導位置，成為新的海上霸主。更正教海權國家的興起比天主教的來得晚，故更正教的宣教工作亦相繼出現得較遲。這個巧合的現象是否意味宣教事業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拓展，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呢？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是互相呼應、甚或是同一個擴張計畫的不同部分嗎？答案既是又否。

宣教與帝國主義

要將宣教活動與帝國主義活動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

（a）政經關係

若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啟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

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

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持，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b)刻意陰謀與擴張心態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廠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畫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

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啟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併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

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