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东方主义”

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也知道我该做什么。——安托内

要探寻东方主义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西方与中东的关系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首先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东方主义”。从大体上来说，“东方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部分，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将“东方主义”的含义细化成了三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学科，思维方式以及权力话语方式。（注释1）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以“东方”为主题的各种读物的出版，其背后的殖民主义色彩以教条的或者隐性的方式不断深入人心。女性主义学家斯皮瓦克在著名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一种帝国主义批判”(" Three Women' s Texts: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中就通过对《简爱》与《茫茫藻海》两部经典著作的分析，揭示了殖民主义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注释2）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赛义德强调了东西方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二元对立。当然，这种二元对立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欣然接受的。（注释3）作为一种权利话语方式，“东方”本身就是被西方创造出来以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机制。（注释4）当然，由于“东方主义”一书的时代局限性，后冷战时期的“东方”已不仅仅代表了“中东”，而是包括了中国日本以及近东的一些国家。同样地，“西方”也由英法殖民主义宗主国转移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通过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西方与中东关系的话语实例分析，这篇论文试图找出“东方主义”内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延续。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注释5）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注释6）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注释7）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与福山乐观的解释相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注释8）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注释9）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文明”取代了冷战中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差异，成为了后冷战国际社会冲突的基本根源。

这两个理论似乎从相反的角度对后冷战国际关系做出了解释，但如果从“东方主义”的内涵

去剖析，这两个理论都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烙印。首先，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文本，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当其研究发现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似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时，断然指出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没有关联，真正推动历史的，是一种“承认要求“，这种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上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殖民意识的体现。再看亨廷顿，虽然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注释10）在其谈到”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时，下意识地将其定义为血腥的暴力的，滋生恐怖主义的摇篮。认为“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注释11）

第二，“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在两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福山直接宣称“自由民主”（美国的发展模式，而美国代表着西方）可以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其中暗示着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这里的“东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任何不自由不民主的地区。再看亨廷顿，似乎将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多极化，多种文明共存的个体，但探其根源，与福山的“民主和平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将意识形态换成了文明，将东西方的对立换成了安格鲁萨克逊文明与儒教—伊斯兰文明结合的冲突。

第三，“东方主义”概念中的权利话语方式依旧存在。这种话语方式可以用格朗西的“文化霸权”一词来概括，从英法殖民到美国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措辞。由赤裸裸的殖民变成了“文化融合”、“保护的责任”，由“东西方的对立”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

通过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两个经典解释的分析，不难发现“东方主义”的概念在新时期的扩大，但是其本质的偏见，西方霸权，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始终不变的。接下来我们就当代西方与中东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更好地理解“东方主义”概念的延续。中东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能源一直是列强控制和争夺的目标。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确立，“美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资源、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感兴趣。为此目的，美国需要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需要在该地区销售外国商品”（注释12）为了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多次出兵中东，干涉中东国家的事务；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在中东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

冷战结束后，冷战结束，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淡化消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中东政治的‘思想真空’。”（注释13）美国借海湾战争之机在沙特阿拉伯驻军，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利益在很多地方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接对撞。“9·11”事件之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一方面，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对准落脚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随后提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论，将目标锁定伊拉克，并借口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