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之关系_朱宇

[收稿日期]2008-06-18

[作者简介]朱宇，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考试

学研究。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专项支助项目:0000x08110.

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程改革是近年来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着的两件举足轻重、万众瞩目的大事。两项改革的先后出台，既令人欢欣鼓舞，又使人思绪万千。不少教育界的从业人士、教育学的研究者更是各抒己见，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据此为两项改革出谋划策。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的关系是关乎两项改革成败的根本性关系，是两项改革必须首先思考的大问题。在诸多思考与论述中，为数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高考改革应该服从、服务于高中新课改[1][2][3]；二是认为高考改革应该引领高中新课改[4][5][6][7][8]；三是认为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应互动发展[9][10][11]。

本文认为，上述这些看似迥异的观点之共性乃是主张新高考继续与新高中课程密切结合。为此，本文先谈新高考与新课程密切结合的诸多害处，再谈两者尽量“分家”的数种裨益，并依据历史实践和现实需要扼

要提出自己对两项改革的见解及主张。

一、合则两败俱伤有实践验证，是历史的教训

高考与高中课程密切结合的历史实践告诫我们，倘若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紧密结合，高中新课程必然继承“应试教育”的遗传病；新高考必然继续蒙受“一试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恶名，全面导致高考改革、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失败。

1．合，则传承“一试定终身”。“一试定终身”的由

来一如考试社会学学者所述，在建国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的历史阶段，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高校除了承担为国家培养专业知识分子的普通教育责任外，也承担着向国家输送后备干部的特殊政治使命[12]。也就是说，考生一旦被录取，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就像鲤鱼越过龙门一样，成为“天之骄子”，获得国家

[摘要]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应该是“貌合神离”的两项改革，合必两败俱伤，分则两全其美。打

破“一试定终身”、“高考指挥棒”以及“应试教育”怪圈的途径，是让高中新课改形成一整套包括教育考试在内的测评手段，而不是仅凭单一的教育考试；测评内容既不要忽视知识考查，又要注重能力立意、素养立意；测评性质以标准参照为主，而不是主要靠常模参照；学生在高中学业测评系统中的表现，可以也应该作为与高考成绩并重的高校招生标准。因此，高考改革要大幅度与高中教学内容脱钩，充分发挥自身本质(常模参照考试)与特长，着重测试学生的能力水平、学习潜力，为高校选拔新生补充高中教学测评无法提供的有用参考指标。

[关键词]高中新课改；高考改革；素质教育[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04X （2009）04-015-05

论高考改革与高中新课改之关系

朱

宇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

干部的基本保障和待遇，连就读期间也计算工龄；毕业后，更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彻底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终生享受“铁饭碗”的待遇，衣食住行均有保障。而这个决定命运的龙门关键是高考。

这种“一试定终身”的模式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一方面，国家干部身份的“含金量”大大降低。原本由国家干部独享的住房分配、公费医疗、退休养老待遇等政策，逐步被能包容更多社会阶层的社会保障机制所替代；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市场的日益成长，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渐渐代替了国家分配工作的模式，大学生国家干部的身份慢慢变得有名无实，而且，即便从事国家机关工作，也要能上能下，不再是当年的“铁饭碗”。这样，高考再也难以影响所有考生的终身命运[13]。在社会分配机制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价值观短时期内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脑体倒挂”，导致大学教授和国家干部经商风、下海风盛行，“读书无用论”一时甚嚣尘上。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由于高校的扩招和用人单位的“学位高消费”现象，拥有大学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几乎成为就业市场的准入证。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压力大减，并不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然而升考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激烈竞争却毫不逊色，甚至有增无减。唯有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才会在就业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力。高考成了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脑体社会分工[12]。“一试定终身”在某种意义上又显得非常贴切了。

探究这其中的奥妙，可以用城乡、脑体、地域分工差别的显著性来总结。社会上只要这三大差别存在，高考的激烈竞争在中国就永远会存在，只是竞争的形式和程度会随着三大差别的缩小而有所减弱而已。

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高考改革引导新课改，还是高考改革服从新课改，甚或两者互动，都是在倡导新高考与新高中课程的密切结合，在实践上都极易导致新课改的责任部分乃至全部地转嫁到高考改革身上，从而使高考在实际上沦为考查考生在高中新课改背景下的学习成绩优异或逊色于其他考生、在多大程度上优异或逊色于其他考生的量度工具。高考既然是量度学生高中阶段学习成效的工具，就必然名正言顺地仍将成为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的唯一考量指标。换句话说，高考改革如果与高中新课改密切结合，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会导致新的“一试定终身”。

2．合，则传递“高考指挥棒”。“高考指挥棒”效应不是高考的本意，而是社会实践对高考作用扭曲中学教学的体现与反映。指挥棒效应追根溯源也就是如前所述的“一试定终身”。由于高考成绩是升学的惟一标准，直接决定着每年近千万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关乎这些毕业生日后将成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问题，关系到考生是否将会拥有就业市场准入证的问题，加之千年传统科举仕途文化的影响和现实社会三大差别的存在，在我国作为高校招生惟一的对考生评价工具的高考,将永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国大考”。在此大背景下，为数众多的学生盲目追求高考分数，并以此作为学业成功与否的标准，相当一批教师、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并以此作为教学、办学是否成功的指标，高考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高考便以“替罪羊”形式不明不白地成为了为人诟病的高中教学的“指挥棒”。

在“高考指挥棒”下运转的教育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应试教育”。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提倡的是与应试教育对立的全新的素质教育。在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相继出台的情况下，诸多教学实践家、教育研究者都在积极思考高中新课改与高考改革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高中新课改要引领高考改革，新课改突出强调的素质教育要在高考中占有大比重，传统高考强调的知识立意，应该向能力立意、素养立意转变，不仅仅考查知识和技能，还关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14]。另一种观点认为：高考要充分利用社会所“赋予”的教学“指挥棒”功能，引领高中新课改向素质教育转化。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的关系是互动的。无论哪种观点，具体到高考试题上，都是高考试题要体现素质教育的内容，注重考察考生的能力、素养、情感态度等。

由此可见，不论是呼吁课改要引领高考改革，还是高考改革要引导课改，或者是两者互动，貌似迥异的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都是看到了高考与高中教学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是在利用高考原有的教学“指挥棒”功能。这种善意的“充分利用”,有着严重的不良后果，即继续传递改革前的“指挥棒”。对“高考指挥棒”的传承递接，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死灰复燃，从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