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开国皇帝中心理素质最差

朱元璋在开国皇帝中心理素质最差

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一向对历史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人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就一直是我的关注焦点。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对此，我的解释是，较之历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理素质是最差的一个，差到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与人格分裂。对此，我想以“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来概括朱元璋的心理曲扭历程，它主要包括三个假设：（1）朱元璋患有严重的神经症；（2）朱元璋的神经症导致他出现人格分裂；（3）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精神防御机制是替天行道。

朱元璋因夺取政权而患焦虑症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很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2]、宋濂[3]、刘基（伯温）[4]、朱升[5]等人。他们为朱元章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心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使人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参与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法外之法，规定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对于那些获罪的官吏，刑罚的手段千奇百怪，无所不用其及，包括凌迟、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任何一样都让人不寒而栗。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过瘾，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那就贪官剥皮制度。他命令处死官员后，还要把官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衙门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如此严厉之肃贪刑罚，让今日之人读来唏嘘不已，不得不感叹朱元璋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的办事风格。

洪武十三年，朝庭发生了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

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章诛杀，无可厚非。但可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在流放途中。

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重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曲扭，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

朱元璋因焦虑过分而人格分裂

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它是对威胁性事件或情况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过敏，高度紧张，严重者能达到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的程度。一般程度的有焦虑情绪者，大多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而有严重焦虑情绪者则往往非常激动，非常痛苦，他们喊叫、发恶梦、报复心极强、食欲不振、消化和呼吸困难、过度肥胖，而且容易疲劳。最严重时，生理也会受到影响，如心脏加速、血压升高、呕吐、冒冷汗、精神紧张、肌肉硬化。

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利，甚至蒙骗愚弄他。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

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的急功近利做法经常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作自我反省，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也越高，这既增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的自恋，它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了一个U字型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与之呼应的是，朱元璋一生的处事方法也有一个U字型变化——早年用行伍做法消灭敌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铲除对手，将其中所学到的仁、义、忠、恕等儒家治国理念尽抛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