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_基于5个村庄个案的分析_杨小柳

第25卷第3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5No.3 2005年5月 Jour nal of S outh-Central U nivers 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 ay2005

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

基于5个村庄个案的分析

杨小柳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摘　要:本文考察了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发展运作情况,对该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展开了探讨,对已有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乡村权力结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集体经济型村庄;散户经济型村庄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5)03-0027-04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但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更是导致乡村社会分化和农民分层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山大学“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宗族、乡镇企业与权力结构研究”课题组特别关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相互关系,提出乡镇企业的成长将经济因素引入了集体时代以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机制中,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农村经济能人,这些人由于在经济上的成功而成为乡村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极。

在课题组调查的14个村庄中,陕西礼泉袁家村、青海海东水村、河南临颖南街村、深圳铭兴村、贵州安顺汪家山村5个村庄的发展都与村庄经济能人的作用密不可分,都是或曾经出现过十分典型的能人政治。对这些村庄田野材料的深入分析,将会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

一、问题的缘起

能人经济的迅速崛起,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在全国许多村庄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观目前已有的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多数学者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立场出发,就这个论题展开探讨。

学界首先承认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出现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化取向的确立,为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出现创造了社会条件。这一治理模式顺应了转型中突然面对市场,接触商品经济和二三产业农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并以其权威有效地实现乡村整合,保证乡村秩序。

在阐明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出现的必然性之后,学者们对这一治理模式表达了更多的担忧。例如经济能人独揽大权,会导致国家对村庄控制的相对减弱;民众对能人的制约不力;能人自我约束很难保证;法律的执行效率不高;孳生地方保护主义;决策和管理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容易出现因个人意志改变而改变或因村治运作的主导和支配者的更换而变化等等问题。

由此,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被视为“人治”的典型,这是一种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庄民主“法治”相对立的传统型的国家治理模式。它的出现不仅仅是顺应特殊时期的过渡形式,更是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缺乏民主熏陶和文化教育以及深受数千年专制统治和几十年集权领导所导致的选择。其内在特点和弊端说明这种治理模式决非乡村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随着乡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村庄治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必将为民主性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本文立足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宗族、乡镇企业与权力结构研究”课题组所收集的5个是或曾经有过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村庄的田野材料上,考察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发展运作情况,就该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展开探讨,并反思已有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相关研究。5个村庄的经济类型分属集体经济型和散户经济型两大类,因此本文的分析对象仅限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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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杨小柳(1980-),女,浙江省衢州市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人类学。

经济型村庄和散户经济型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

二、能人经济型村治模式的分析

陕西礼泉袁家村等5个都是或曾经出现过十分典型的能人政治的村庄。其中陕西礼泉袁家村、青海海东水村、河南临颖南街村是集体经济型村庄,村庄治理至今仍然以经济能人治理的模式运作。

陕西礼泉袁家村的集体经济企业——“袁家集团公司”,于1993年挂牌成立,这是一个集工业、农业、商业、旅游、运输、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实体。集团实行董事会制,村民皆为公司的股东。袁家村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公司任职,公司的发展对村民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企业的领导通过选举产生,由于村中有领导能力的人有限,选举出来的领导与村委会和党支部的人几乎完全重叠。该村除了水泥厂与外地的一家公司合作上市外,其他的企业管理都较为复杂,几乎都是领导说了算,是一种家长制的领导。

青海海东水村是20世纪50年代后新形成的村落,居民多从县城搬移过来。居民以回、汉两种民族人口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回族约占59%,汉族约占39%,其他民族(以土族为主)占2%左右。改革开放后,尤其在1993年,水村的集体企业上了一个大台阶,建成五厂二公司(即装饰材料厂、磷肥厂、复合肥厂、白灰厂、纺织袋厂、物资公司、运输公司);1995年村里企业数扩大到11家(村办企业7家,个体企业4家);2000年组建青海水村农工贸集团公司。

青海水村农工贸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马康(回族),无疑是带来此种变化的核心人物。80年代初开始从事运输业,家产逐步扩充到10万元左右。他的富裕成为一种成就的象征,加上他这几年的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各种社会关系,使他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威权。他众望所归的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之后(1993年),他开始兴办集体企业,所谓的“五厂二公司”即是他的政绩。

河南临颖南街村在短短十几年间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13年间经济增长2100倍,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变成了目前拥有12亿固定资产的中国名村,在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同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被称为“豫南一枝花”,享誉国内外,是当代中国最耀眼的明星村之一。

南街村集团总公司是南街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型于1984年,现为国家一级企业。公司下辖26个企业,职工12000多人。公司作为社区唯一的企业,南街村全体劳动力均在公司各企业和部门工作,不允许从事第二职业和其它赢利活动,村民由此全部被纳入社区企业的组织与管理之中。

南街村党委、村民委员会和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总公司,构成了南街村社区最主要的公共权力组织。其中,南街村党委居于核心地位。在南街党委“一班人”之中,“班长”王洪彬居于领导的核心地位,南街村重大决策都是由王洪彬最终决断。王洪彬的地位、权力及其影响是党委其他成员无法企及的,甚至被一些村民称之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

如上述,集体经济型村庄在改革中并不将土地分配到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集体经营。即使包干到户的乡村,承包责任制也不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的真正源泉是集体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

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其成为整个村庄经济的支柱,更是将绝大多数的村民纳入其中,主要表现在:(1)多数村民甚至是所有村民都在集体企业中工作,工资收入是村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2)作为村集体的一员,村民享受集体企业所提供的各种福利,如升学、医疗等。(3)村民甚至全部被纳入集体企业的组织与管理之中,整个村庄完成村民企业化的组织过程。(4)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合而为一,成为维系整个村庄社区认同的基准。[2]

在村庄治理模式上,体现出典型的以能人为中心,能人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对村庄资源有着高度的动员能力和强劲的调控能力。人们对能人个人权威的遵从甚至崇拜首先建立在能人对本村的贡献以及对能人过人的胆识和才能的认同基础上。集体经济型农村由于社区的单位化,村民与村集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村民对能人个人权威认同最重要的原因。由此,这样“一个村庄的发展方向、治理方式及其兴衰成败大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些能人的烙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村庄快速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能人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3]

在高度集权的能人治理模式下,村民参与村治的程度极为有限。课题组特别关注了所调查村庄的村民选举过程,发现集体经济型村庄呈现的是默认型的选举,即村委干部人选固定已久,是没有悬念的选举。消极参与型村民占了大多数,主要原因一是村委功能的弱化,这一点在南街村尤为突出。二是村中能够既管理好村庄,又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能人有限,“不选都知道是谁当选”。甚至是在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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