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乾坤大 书中日月长

字里乾坤大书中日月长

世界读书日特辑·文化历史读书剪影

千年易往，惟书长存。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文明便得以代代相传。那些在历史上绽放光芒、泽被千秋的经验与智慧，最后都化为文字，载入史册，留与后人勘学。回溯文明长河，可以说，书的兴衰一直都与社会文明休戚与共、互为因果。历史上凡是读书蔚然成风之日，必是思想活跃、文明进步、精神文化拔节生长、社会人心昂扬进取之时。

今天恰逢“4·23”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别约请专家学者共同剖析中国历史上读书向学之风对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藉此看一看前人是如何在读书著述的过程中，或穷理立说，播传文明薪火，或经世致用，驰骋济时之志。

——编者

春秋勃兴读书风

岳庆平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墨、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汉书·艺文志》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后人取其整数为“诸子百家”。又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各种思想流派既彼此交锋、互相论战，又彼此影响，出现了思想学术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称为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是，当时自由宽松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讲学的盛行，产生了一批有德有才有识并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兴起了自由读书著书之风。

从读书来看，孔子读书是极其刻苦认真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编是用来串连竹简的熟牛皮，断了三次可见苦读次数之多。孟子少年时读书不太用功。有一天放学回家，孟母正坐在机前织布，她问儿子：“《论语》的《学而》篇会背诵了吗？”孟子回答说：“会背诵了”，孟母说：“你背给我听听。”孟子翻来覆去总在背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母听了既生气又伤心，举刀把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对孟子说：“学习就像织布一样，你不专心读书，就像断了的麻布，再也接不起来了。学习如果不刻苦努力，不经常温故知新，就永远学不到真本领。”孟子很受触动，此后刻苦读书。苏秦读书“锥刺股”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后来苏秦说服赵王，“封为…武安君‟，受相印”。《庄子·外篇·骈拇》记载了臧牧羊时勤奋读书的典故：“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策是当时写书的竹简。所以后人以“挟策”、“挟册”、“挟策读书”、“挟策亡羊”、“读书亡羊”表示专心致志勤奋读书。相传湖北宜昌秭归有屈原读书洞，屈原自幼聪明好学，放学后经常来读书洞支好石桌石凳，认真阅读塾师不准在书房里读的“野书”。据《归州志·山水》：“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云：“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

从著书来看，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编辑整理的文献最多。诸子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名家的《公孙龙子》，纵横家的《鬼谷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韩非被誉为“善著书”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吕氏春秋》号称精品，难以“增损一字”。《史记·吕不韦列传》载：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庄子·杂篇·天下》记载惠施著书很多：“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人以“学五车”、“书五车”、“学富五车”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秦朝建立后，春秋战国的读书著书之风逐渐消失，“焚书坑儒”、“刘项原来不读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相继出现。有人认为，百家争鸣的核心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既不可能出现在战国前，也难以存在于战国后，它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论衡》庶几成绝响

于涛

王充和他的著作《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大名。这里我们无需赘言王充的睿智和他在《论衡》里展现出的超前的科学精神，只是想借王充的身后名，简略谈一谈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活力的话题。而社会文化活力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相关。

说起来，王充身后名的赢得纯属偶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但凡读过《论衡》的人都了解，王充是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抨击时代弊端。从我们现在的立场上看，王充的言论大都无可厚非，但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初期，王充明显就是一个异端，扬名无期。

好在开始著书立说的王充，早已离开了京师洛阳，回到故乡会稽上虞。在家乡经历了一番“宦海沉浮”后，他终于静下心来，推掉一切应酬，做起了家中隐士，拿起“刀笔”，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没有了交流，在自我封闭中，或许也就只有自娱自乐。技术条件也限制了创作的速度和传布的可能。从以刀笔为工具来看，王充书写的材料应为竹简。据记载，上虞的竹子种类丰富，有箭竹、猫竹（毛竹、茅竹）、桃枝竹、慈竹、四季竹、斑竹、紫竹、凤尾竹等等，其中用毛竹制简是不错的选择。王充就地取材，削竹为简。《论衡》一写就是三十

多年，写成八十五篇，总共二十多万言。在竹简时代，一枚简照多了写，也就八十个字左右，二十多万字，要用多少枚简呢？少说也要两千五百枚。这一枚枚竹简摞起来，按一枚竹简厚度为一毫米计算，也将是巨人级的高度；按一枚竹简重四克计算，竹简《论衡》分量至少十千克。如此规模，在王充六十多岁写完全书的时候，让他再复写一遍，谈何容易？出身细族孤门，无力雇人誊写，书一经写成，也就成了海内孤本，世间又有几人能睹真容？

《论衡》在成书一百五十余年后，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读者，此人便是东汉著名大知识分子蔡邕。蔡邕为了躲避可以预见的来自于阉宦的迫害，亡命江海，远踪吴会，来到了王充的家乡。这便有了结识《论衡》的机缘。而避险中的蔡邕更能理解当年王充对于社会弊端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蔡邕在重获自由之后，携此孤本回到京师，在与京师知识文化精英们的交谈中，传布了王充的见解。精英们在惊异于蔡邕功力长进的同时，也对蔡邕能滋生出离经叛道的思想表示怀疑。好奇者自然要千方百计去寻找答案，《论衡》也就由此进入到公共视野中。蔡邕为延缓这一进程，还曾与好奇者约定：“你知我知，不要再让其他人知道了！”《论衡》成为奇货，亦是《论衡》在传播史上的一大趣闻了。

从蔡邕传布《论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得以传承的两大关键。简而言之，关键一，有识之士的存在。就《论衡》而言，有识之士就是蔡邕。无论是才识还是人生阅历，都使之成为发现和传播《论衡》的不二人选。缺少蔡邕这样的有识之士，《论衡》怕是要成为传说了，文化传承也将成为空谈。关键二，口耳相传到文本阅读。这在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中表现得很明显。除《论衡》外，著名的事例还有很多，像先秦时期孔子授徒，秦焚书后伏生传《尚书》等等。口耳相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绵延传承，是实现文化有效传播的途径，而文本又能消除口耳相传中产生的错漏，是保存文化成果的有效载体，也是滋生新文化的源泉。正如日后蔡邕的藏书，助推了中国本土化新思想——玄学的萌芽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