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
考察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须用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在根本上还是继承了汉代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

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门第、宗族家庭教育，都把经学，儒家的伦理道德放在重要位置，这方面史籍记载很多，斑斑可考，无庸再述。

但这一点也说明了无论在大一统时期（如秦汉），还是在纷乱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汉代地主阶级所选择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历史事实。

它不仅为汉族地主阶级，实际上也包括绝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所接受，也为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所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保持长期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从发展的眼光看，以儒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和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教育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以经济结构来看，除因战争破坏外，地主阶级经济急剧膨胀，大土地所有制迅猛发展，田庄、庄园和别墅普遍出现，自由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从政治结构看，门阀世族地主垄断着政权，社会的贵族化、等级化趋势日益加强，寒门庶族由两汉那样通经致仕的路子基本被阻隔；从思想上来看，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玄、佛、道思想广为流行，并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君主专制遭到削弱，思想界也活跃起来，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田畴、庾衮等的社会教育思想、傅玄的尊儒教育思想，还有佛、道、玄学的教育思想等等，使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
１、傅玄的生平及思想倾向
傅玄字休奕（公元２１７- ２７８年），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

北地傅氏也为魏晋一流高门，魏末尚书傅嘏（主张才性同）也为泥阳人，当为一支所分。

傅玄祖父傅燮为汉阳太守，父傅幹为曹魏扶风太守。

傅玄少时因家道中落而孤贫。

但他博学善属文，解钟律。

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可见他少时就颇有文才，造就了一身刚强的性格。

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他皆不就。

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州举秀才开始的。

举秀才后，又除为郎中，与东海缪施共同撰写《魏书》。

后又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

司马昭建晋国，傅玄被封为鹑觚男。

晋武帝为晋王时，迁散骑常侍。

晋代魏后又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迁侍中，后历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等职，死后追封为清泉侯。

傅玄一生仕宦可谓显达。

其原因一是高门出身，深为司马氏所笼络，二是他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深得司马氏的青睐。

我们知道司马氏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学，尽管魏晋易代使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氏除忠已不可再言外，对孝、礼、义，还是大加奖掖的。

而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正是如此。

晋武帝即位后，傅玄上疏：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注：不是忠心）。

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义，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詠叹而已，将又矣言！惟未举清远有礼（注：非有忠）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①。

晋武帝深表同意，并说：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②。

这篇上疏是傅玄对新王朝建立的政治表态，当时大族大都如此（如王祥、荀彧等）。

傅玄从批判秦皇、魏武、魏文入手，使晋武帝直承三代之遗风，是与西晋统治者鉴于古训，仪刑唐虞的思想一致的③。

而傅玄提出的举有礼之士，又正被晋武帝作为一大要事，凡此说
明傅玄的政治思想倾向与西晋最高统治者是相吻合的。

然而西晋一朝对门阀世族体恤有加，为什么晋武帝对傅玄反玄学思想也接受呢？这是因为玄学毕竟不能治国，统治者深谙其中个究。

欲治国，还是儒家的那一套，包括玄学家本人也不例外，所以晋武帝对此默认，不加指责。

傅玄的政治倾向虽与司马氏有一致之处，但却要比司马氏更进一步。

西晋门阀制度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就是任官制度。

《通典？选举２》说：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司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

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也就是说任官大小完全看祖先、门第了，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①。

干宝的《晋纪》总论评西晋的官场是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情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

……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傅玄对此极为不满，他明确主张政治改革。

他所提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就是裁减冗官，公举贤良。

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指出：天下群司（官吏）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
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对这些冗官，傅玄提出要罢之归农，让他们自己去养活自己。

傅玄还提出了自己的设官理想，一是计民而设，勤加考绩，各随其才优劣而用之；二是设官要明选其人，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以达到养廉的目的。

如果为官营私，则公法绳之于上，而显议废之于下以而使百官各敬其职。

傅玄还认为政必须公道，必须安民。

他说：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道；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所以为政必须任公而去私。

关于安民，他说：民富则安，贫则危，明主之治也。

要安民就必须省吏、役赋有常、塞并兼之隙，并且宽民者赏，剋民者诛。

傅玄的政治思想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提出的。

但是在西晋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他清醒的看到了西晋社会症结所在，并且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性，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在当时毫无实践的可能性。

２、尊儒贵学的教育主张
与魏晋普遍的社会风气不一样，傅玄竭力反对当时社会之流行的玄风。

他认为这种虚无放诞之风，是从商鞅以来主魏文帝对礼乐教化破坏的结果，给统治者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

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他对清谈玄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尊儒贵学、尊儒尚学的教育主张。

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

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赏也。

他还用魏晋的历史现实来说明这种陵迟的危害，力图改变世风，使西晋统治者重振儒风。

他的尊儒贵学教育主张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国家要重视学校教育。

傅玄指出：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教育，莫明乎学，学校教育对于培养国家人才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西晋本有太学，傅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不满意太学的学风（傅玄生前国子学尚未设立）。

他说：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毫无用处的。

由此他认为弘扬儒学，并不仅是弘扬儒家经典本身，而关键在于读书的人，即孔子所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因此对学校教育重视与否，就是看是否能不妄教非其人也，不妄用非其人也，如果能重其选者，贵其以者，则学校之纲举矣。

很明显，傅玄这里是把矛头直指西晋官学的最大弊端，即贵游子弟把此作为升迁的跳板。

他们在太学挂个名，但却根本不认真学习，因为九品中正制之保证了他们有世袭做官的权利。

傅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想让官学招收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种教育弊端是与政治弊端紧密相联的，傅玄还提出国家要根据需要来培养学生，制定招生计划，在《上疏陈要务》中他针对当时散官众而学校未设的状况指出：臣以为宜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以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

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这种四民分业的儒家传统思想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提出的国家教育需有计划的观点却是前人未曾提出的。

西晋有大批冗官，但却无人过问，大家抱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的思想，谁也不愿也不想去过问。

而傅玄却提出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这就是说官吏的培养也要有计划，不能想设多少就设多少。

而已有的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

这一思想不仅对西晋的现实政治有很大实践意义，而且对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的革新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因为在即时，官总是供过于求的。

第二，教育要以道德为根本。

傅玄认为一切教育的核心在于正心。

他说：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

动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因此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

正因为正心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傅玄提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庭正，朝庭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反之天下不正，就要反修其心。

傅玄认为正心对于统治者和普通人都至关重要。

统治者只要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

而普通人只要先正其心，则无不得矣。

那么如何正心呢？傅玄除提出要为政公道，役简赋轻外，最重要的就是内省。

内省一是知足节欲，他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

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有了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人们才能怒不乱德，善不乱义也；二是要尚德。

傅玄说：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的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

三是重教。

傅玄说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

傅玄的正心思想，就是重道德教育。

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心不正则政风、民风、社会风气都不会得到改善。

通过教育，通过革新弊政，提倡尚德，则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准就会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三，以礼义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傅玄认为礼义教育对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人性中有善和恶两种因素，如果像商、韩、孙、吴那样只知人性贪得乐进的一面，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惟力是恃，惟争是务，那么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好利，长此以往，人性的善端就会消失殆尽。

因此傅玄竭力主张礼义教育，修礼让，则之安下顺而无侵夺；经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可见，傅玄把礼义教育放到关系国之安危的高度来看待。

没有礼教则社会就会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会化为乌有，傅玄说：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

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

其所以同，则同禽兽矣。

不惟同乎禽兽，乱将甚焉。

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

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

相残无极，乱孰大焉。

不济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礼教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教化，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

他说：能以礼教立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

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而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

统治者必须从自身做起，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必须保民、节欲、慎行、明法，这样礼教才能泽化万民，礼义教育也才能真正获得成效。

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３、傅玄的人才思想
在尊儒贵学教育主张中，傅玄十分重视人的作用。

因为他看到一切教育思想的实施和政治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用什么样的人和怎样用人，实在关系到事情的成败。

因此他提出举贤的人才思想。

他说：贤者，圣人所与其治天下者也。

故先王以举贤为急。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呢？在《上疏陈要务》中他曾提出请选有礼之臣，可见他将这些人作为贤才一种，但他的贤才比此要广泛的多。

他认为凡品才有九。

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傅玄的九品人
才观要比九品中正制的九品人才观显然要进步得多，士农工商，皆可成才，都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不仅是以门第、仕宦来评判人之优劣。

对如何选得贤才，傅玄也有自己的理论。

他认为，首先统治者要正身，即要虚心、公正。

他说：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

因此必须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

他批评一些人认为古多贤人，而当世无才的观点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

贤能之士，何世无之？……故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这正是对九品中正制用人不平、不公的猛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其次，要会用人才。

傅玄说：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

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

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

第三，要善于鉴别人才。

傅玄指出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

傅玄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的标准是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

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谓难也.这是从唯物、求实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但傅玄认为也有一些人是能以对付的，这些人典说诡合，转应无穹，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祛而言勇，诈而言信，谣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是天下最大的危害。

第四，对贤才要重以爵禄。

傅玄认为人才难得，如果他们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以及家室；父母饿于前，妻子矮于后而让他们奉公守法，不移其志是不可能的。

傅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养廉的思想。

傅玄教育思想的尊儒贵学，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

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

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

他还把教育与社会风气、政治问题紧密相连，这些都具有创新的色彩。

尽管他所提出的设想在西晋是不可能贯彻实施的，但这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二）嵇康的教育思想
１、嵇康的生平及政治倾向
嵇康（公元２２３- ２６２年），字叔夜；会稽上虞人，本姓奚，祖上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

嵇康早孤，史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合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这是典型魏晋名士的形象。

他与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一起被称为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但他是否就是一个志在竹林之中的人呢？显然不是。

他是有明确政治倾向的。

嵇康一生与曹魏集团是紧密相连的。

嵇康妻，为沛穆王林子曹纬之女，与魏宗室连姻。

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仕途亨通。

但是曹魏集团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齐王正始元年（２４９年），司马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高平陵事件，曹魏集团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

嵇康心中对此十分不平，史载田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这反映了嵇康是心向曹魏集团的。

但嵇康得罪司马氏集团的还不止这一件事。

《世说新语？简傲》载司马昭的重要谋臣、名公子钟会慕名去拜会嵇康，时嵇康正与向秀锻铁树下，傍若无人，半天没说一句话，钟会自讨没趣，只得婞婞而去。

临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但此时司马氏尚未打算杀嵇康。

最为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有两件事。

一是不为其所用。

山涛领选时，举康自代，为嵇康所拒绝，并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二是对司马氏进行猛烈抨击。

在《太师箴》中他说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矜威纵虐，祸蒙丘山。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这两方面使嵇康深深得罪于司马氏，司马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于是借吕安案而杀之，罪名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

临刑前，太学生数千人为他请命，终未获准。

嵇康索琴弹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时年４０岁。

就嵇康和司马氏之间的矛盾来说，他们的斗争固然带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性质。

但是嵇康的政治思想却有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一面。

首先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在《太师箴》中他说：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在《明胆论》中他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这反映他用物质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一元论而非二元论。

在《养生论》中，嵇康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相依关系，可谓上继王充，下开范缜，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他所理想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主义色彩。

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文中，嵇康提出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的思想，并对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

在《惟上古尧舜》一诗中他歌颂尧舜时代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这无疑也是他自己的理想。

这些在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形成的初期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我们在研究嵇康教育思想时，也须对此加以注意。

２、嵇康对经学教育的批判
经学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但东汉末年经学日趋式微，玄学勃兴。

儒学尊周孔，玄学奉老庄，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是明显的。

正统玄学家如王戎、王衍等并不欣赏这种对立，而是力图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名教与自然将毋同，也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自然的体现。

这一解释统治者是十分欣赏的，如后世王份，梁武帝问群臣朕为有为无？王份答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梁武帝十分高兴。

因为按照此种解释，统治者就不用担心玄学偏离统治者的原则了。

世族地主也可既讲有，又谈无，如王戎那样曰不论世事，妙善玄言，而又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偏天下。

积实聚钱，不知纪极。

这是玄学正统派所讲的儒道同，也是玄学发展的主流。

但也有讲儒道对立的，这就是嵇康。

正统玄学家讲名教出于自然，讲儒道同，必然引出经学教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来。

而嵇康讲儒道对立，讲越名教而任自然，则必然对传统的经学教育进行彻底批判。

嵇康对儒学教育的批判是深刻的，没有停留在皓首穷经，章句繁琐这个层次上。

首先他从教育的起源上批判了经学教育的必然性。

他说远古洪荒之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

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那时是没有仁义、名分、六经之类东西的。

后因至人不存，大道陵迟，统治者才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处；劝学讲文，以神其教。

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可见经学教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上产生的。

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

其次，嵇康从人的本性上批判了经学教育。

张辽叔认为对于人来说，经学教育的必要性就像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而嵇康却认为并非如此。

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苦读经书，目的是学以致荣，计而后学，看似自然，但却违反了人性。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如果抑引就完全违背了人性，使人性不得自然。

人性获得完全的自然不由抑引之六经。

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可见，人的本性是自然发展的，经学教育只能使人性偏离正常轨道。

第三，嵇康还从教育的功能上批判了经学教育。

嵇康指出经学教育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目规矩为轩驾，目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由此而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一些奔鹜（追求功名）、求安、诡志之士，是偷食园池之梁菽的贪生之禽。

最后，嵇康对经学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说：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

今若以明堂为丙舍（墓旁小屋），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

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嵇康对经学教育批判得淋漓尽致，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激烈争夺，残酷斗
争使他日益看清了儒家仁义礼智的本质，号称世代伏膺儒教的司马氏，不仅发动高平陵事件，残酷诛杀曹氏集团，而且还于甘露５年（２６０年）派人手刃曹髦。

因此，对于嵇康来说不仅对儒学教育一概否定，而且对这种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也一样大加鞭挞。

在《太师箴》中他说：大道沉沦，智惠（慧）日用，渐私其亲……，繁礼屡陈，刑教争施，犬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

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各灰生，赏罚虽存，莫劝莫禁。

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

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这实际是魏晋之际政治的写照。

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主张
很显然，从儒道对立的观点出发，嵇康反对以名教为核心的经学教育。

他认为名教教育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压制了人的自然发展。

按照嵇康的观点，名教既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越名教也未尝不是顺乎天理的事。

那么，嵇康是否主张放弃一切教育呢？也不是。

嵇康主张的是任自然的教育方式。

所谓任自然就是摆脱名教的束缚，使受教育者合乎个性地发展。

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之王者，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君静于上，臣顺于下。

他所崇尚的任自然教育方法，其思想渊源来自老、庄。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即为明证。

那么任自然的教育方法要遵循哪些原则呢？首先要心无措乎是非，无措乎是非就是不要人为地划分是非，而要因势利导。

如何从有措而达到无措呢？嵇康认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如此。

相反，如果以匿情为难，以违道为阙，则永不会达到无措的境界。

其次，教育要顺乎人性，要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不可强求一个人去从事他所不愿做的事。

他还说：吾昔读书，得许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

因此嵇康认为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也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的个性一定要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济之（即教之）。

他任自然教育主张所培养的目标是所谓至人，这种至人是文明在中，见素表朴。

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交不为利，仕不谋禄。

鉴乎古今，涤情荡欲。

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

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

这种至人显然迥异于经学教育下的利禄之徒。

其实任自然教育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主张合乎人性地培养人才，而且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骨气。

当世道陵迟，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社会腐朽不堪时，知识分子虽不可兼济天下，但也可借至人为目标而独善其身，保持自我的完善人格而不同流合污。

魏晋南北朝多隐逸之士，其中大部分都为知识分子，这与嵇康首倡的任自然思想是不无关联的。

４、养生教育思想
养生教育思想也是嵇康教育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是他的政治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在养生领域的延伸。

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也是从批判周孔圣人开始的，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他指出：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或韮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或奇谋潜称，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斗；或修身以明汙，显智以警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

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义，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俛仰之间，己再抚宇宙之外者。

这就是说养生之大患莫过于周孔名教对于人生的误导，人生忙忙碌碌，殚精竭力，追求功名，最后只能落个短命的下场。

嵇康认为通过去智复性，人是可以达到养生目的的。

他举例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斛。

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可见养与不养效果是不一样的。

嵇康对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养生提出了不同的告诫。

对于政治家来说首先要摆脱周孔名教的束缚，如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