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乾隆皇帝蠲免全国钱粮空前绝后

第二章“爱养百姓”“全盛之时”

第一节蠲租减赋普免全国钱粮

一、民有恒产“本固邦宁”

乾隆皇帝弘历多次下达抚爱百姓的谕旨，宣布自己即位以来，便“以爱养百姓为心”，为了“加意培养元元”，“爱养黎元”，“加惠元元”，“爱养民生”，而“朝乾夕惕”，日夜操劳，励精图治，革弊兴利。［1］为什么乾隆帝如此地“爱养百姓”？这些话是言而不行的陈词滥调，还是略有实情？看来还需仔细分析他的一道重要谕旨。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刚即帝位二十二夭的乾隆皇帝，给庄亲王允禄、果余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主大臣，下了一道类似施政纲领的十分重要的长谕，现摘录如下：

“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书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云唯土物爱厥心臧。盖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理所固然，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悌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皇祖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养元元，礼陶乐淑者，至周至备。惟是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今朕缵承大统，身为人主，衣租食税，……安忍己垂裳而听天下之民之有寒不得衣，己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饥不得食者乎。……朕日夜兢兢，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

爰赖中外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际，事事谋其久远，……勿朘民生以厚己生……”［2］

乾隆帝在这道诏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本固邦宁”。他着重指出，自己日夜操劳，兢兢业业，“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时时刻刻考虑本固邦宁之事。他在策试天下贡生之制书中又强调说：“盖君之于民，其犹舟之于水耶。舟不能离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离民而成其治。”［3］这君民之间的舟水关系，最早是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来的，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的这一名言，是在正确总结隋炀帝杨广因残暴荒淫劳民虐民而亡国的经验教训时讲的，从此以后，成为后代欲图有所作为的君主的座右铭。乾隆帝引用前朝“本固邦宁”与君民犹如舟水的铭言，就是讲要处理好君民关系，要“爱养元元”，要让百姓能够过上比较安定的日子，不致饥寒交迫，无以维生，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危及大清王朝。

他这样说，是因为确有前车之鉴。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兴衰之例姑且不谈，就以清朝而言，这位每日必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实录的乾隆皇帝，对本朝之龙兴、开国、安邦、治国的历史，是十分熟悉的。《清太宗实录》卷三记载得非常清楚：天聪元年（1627年），由于“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因而“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群臣奏请按律严惩，以图止息，太宗拒绝说，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遂大发帑银，“散贩饥民”。《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记述朱一贵大起义情形时载称：台湾知府王珍纵役生事，滥捕无辜人民，游击周应党“纵番妄杀”，台

民愤怒，朱一贵率众起义。康熙帝谕告台湾百姓说：尔等俱系内地之民，“或为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遂致生变，“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员”，尔等宜停战就抚。他又下旨，严厉斥责“台湾府文职官员平日并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但知肥已，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令将道职以下文官全部捉拿，审明后即行正法。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乾隆帝强调“本固邦宁”的历史依据。

其二，“恒产恒心”。乾隆帝认为，要想作到“本固邦宁”，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因为，恒产与“恒心”是“相为维系”的，有了恒产，便能产生恒心，百姓有吃有穿，“饱食暖衣”，仓有余粮，才能“知礼义”，“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这样，民心顺，四海安宁，“太平有象”，如果民贫如洗，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哪怕酷刑滥杀，民亦将起而反抗，天下难以太平了。有一次举行仲春经筵时，讲官三泰、任兰枝讲解孟子的一个重要论点，谈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乾隆帝完全赞同孟子之论，宣谕说：“民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礼让之习，户有盈宁之象，仁风于是乎兴焉。”［4］

其三，“生齿日繁”，“民用难充”。乾隆帝清醒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民间现状颇为严峻，在谕中着重指出，满汉人民“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难充”，“民产难制”。因为这是一道纲领性的谕旨，不可能详细阐述，所以他只这样原则性地讲了几句，话虽不多，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在此前后大量的数字和事例为其依据。先就“生齿日繁”而言，这是乾隆朝的一大难题。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在册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二万余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余口，经过明末清初长期征战，清顺治八年在册人丁下降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康熙帝、雍正帝励精图治，人口逐渐增加，康熙六十一年在册人丁为二千五百三十万余丁，到雍正十二年又增加了一百一十余万丁。乾隆一朝，人口猛烈增长，乾隆六年在册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余万人，二十七年突破两亿大关，为二亿零四十余万人，再过三年，又增加了六百五十余万人，此后还在迅速增长。

人口激增，田地却未能如此相应增加。明万历六年全国在册民田为七百零一万余顷，加上屯田五十九万顷和官田，约为七百七八十万顷。过了将近二百年，乾隆十八年全国在册民田七百零八万余顷，加上屯田、学田、旗地、官田，约为七百五十二万余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万历六年减少了二十余万顷。当然，这是官方所载征收赋税之土地数，实际数字肯定还要更多，乾隆时的耕地总数必然超过了一百九十余年前万历六年的田地数量，但上引这些数字也可表明，田地增加的速度，远远不如人口滋生之快。

人多地少的直接后果，就是康熙中年以后，尤其是乾隆年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两大令人震惊的奇怪现象，即地价上涨粮食昂贵。以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为例，顺治初，一亩良田不过卖银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至乾隆初年，价又渐长，到二十九、三十年，涨至七八两一亩，多者十余两一亩。湖南平江县朱谦益于康熙五十七年绝买田三干五亩，价银三十五两，乾堆十年绝卖与人，得银五百四十两，二十七年内，田价增长了十四倍。乾隆帝曾因谷米价昂专门下谕给各省督抚，询问其情和原因，督抚之奏，大同小异，皆一致认为粮价太贵，且与人多地少田贵密切相联。比如，江西巡抚开泰奏称：“米贵之故，……大抵由于生齿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亩，初值银数两者，今值十数两。”云贵总督张允随说：“米贵之由，一在生齿日繁，一在积贮失剂。……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

……国家定蜀百余年，（外省去川之人）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