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国古典诗词脉络：两宋文学之一：北宋诗词

第一部分：中国古典诗词脉络：两宋文学之一：北宋诗词
北宋前期重要诗词作家欧阳修、苏轼、刘永。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的艺术风格。

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

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

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

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

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

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

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

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河北栾城。

北宋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政治家、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

同时，他和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苏轼的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豪放风格。

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作《雨霖铃》。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

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柳词在宋词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

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

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

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

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

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2、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而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

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

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

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

如《定风波》坦率而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

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

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

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

如《满江红》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

另一首《慢卷》（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

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

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

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如《少年游》），欣赏她们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

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

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

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如《迎新春》）的（《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

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

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

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词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

柳永词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3、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

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

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

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

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

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

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

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

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

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

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