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势头良好。

然而，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中美关系
从“一路高歌”到“风云突变”，又“迅速回暖”，一波三折，悬念不断。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对美外交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我们应该怎么看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呢？
一路高歌
2009 年4 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20 国集团第二次金融峰会期间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首次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2009 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

它标志着中美关系建立了新的合作对话机制。

2009 年11 月，奥巴马访问东亚四国。

7 天行程中在中国的访问达到了4 天。

他与上海学生谈理想，游览故宫和长城。

中美发表了长达6000 多字的《中美联合声明》。

为何奥巴马上台后, 中美关系能平衡过渡并深入发展? 原因有二：从美国来说，奥巴马上台时正好遇到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深陷困境，国内问题成堆，外部挑战增多。

奥巴马被迫收敛小布什时期咄咄逼人的强硬外交姿态，希望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从中国来说，中国认识到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内外困境，也准确研判到奥巴马政府希望和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极主动做奥巴马政府工作，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和深入发展。

风云突变
2010 年新年伊始，中美关系将逐步走向冲突。

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会议上，美国为逃避责任，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国，拿中国作为挡箭牌，美国媒体抛出“中国傲慢论”，使得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凸显。

接下来是对台军售问题。

1 月30 日，奥巴马政府突然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出售总额近64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第三是达赖问题。

2010 年2 月18 日，奥巴马接见了达赖，这一做法公开挑战了中国核心利益。

第四是谷歌问题。

本来该事件完全是一件商业事件，但由于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奥巴马、希拉里纷纷发表看法，对华施压，谷歌事件迅速被政治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问题。

第五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3 月15 日，130 名美国议员联名上书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实施制裁。

当最后美国政府出于维护其根本利益考虑，都做出了积极姿态，否定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未放弃向中国施压。

怎样看中美关系风云突变？首先，美国对华战略需求并不能消除两国的
政治分歧，也不会消除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只能延迟它发作的时间。

去年美方比较收敛，是因为忙于应对危机，有求于中国的一面比较突出。

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美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探底回升态势，社会自信心随之增强，有关问题就重新浮现出来。

其次，面对中国快速发展和自身内外交困的态势，美国人内心不适应。

迅速回暖
3 月初，奥巴马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访华，发出了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3 月30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张业遂递交国书, 再次表达了美方改善中美关系的强烈愿望。

在核安全峰会期间，胡主席希望美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方面恪守承诺，慎重处理，以免中美关系再受干扰。

奥巴马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5 月2
4 至2
5 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签署8 项合作协议，达成2
6 项具体成果。

6 月26 日，胡锦涛主席在加拿大多伦多出席G20 峰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正式邀请胡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胡主席愉快接受了邀请。

中美关系大开大合，冷暖交织，深层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特殊也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

一个是头号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西方国家的代表，一个是东方国家的代表；一个是最大的债务国，一个是最大的债权国；一个是最大的进口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出口大国。

这样两个大国的相处，绝对是世界上最难解的数学题，出现这么多“意外”，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美国政府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计划，并执意安排奥巴马与达赖见面，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干扰。

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用西方媒体的话讲，营造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然而，在2009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谷歌事件、对台军售、中国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奥巴马会见达赖、中国抛售美债，一连串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微妙而复杂的中美关系。

一方面，美国的专家称，中美的“婚姻破裂”，美国在最需要中国的时候浑招尽出；另一方面，中国以往在处理类似事件上仅仅是口头上的抗议，纵容了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损害中美关系的事情，但是这次不同了，从中外舆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强大后，也开始制裁美国军工企业和抛售美债了，中国手里有了应对美国的“武器”。

但是，要冷静地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的确，中美关系被誉为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今年又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贸易上的摩擦是必然的现象，这是崛起的贸易大国无法回避的问题，1980年代的日美关系也因为贸易摩擦而不可开交。

另外在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又是一种常态，各国要维护经济复苏必然要出台一些保护本国产业的法规，这些都是贸易摩擦的根源。

但是不能一有贸易摩擦就认为中美关系降温，应该看到的是，中美的贸易摩擦如果放在全球范围下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目前两国政府将大部分贸易摩擦问题置于WTO 的框架下，利用WTO的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

可以说贸易问题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访华时，被媒体炒的火热的轮胎特保案也并没有放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桌上。

另外，今后的一两年，中美的贸易摩擦较今日可能更大，范围可能更广，但贸易终归是贸易，是可控的，不是政治问题。

对中美关系干扰最严重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这其中包含着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因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长远目的的一部分。

其实，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执行的都是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一方面，发展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维系和发展与台湾的所谓“实质性”关系，包括商贸、人员往来以及对台军售。

这种政策一直沿续到现在。

一些美国的军工企业也跟政府一样，一方面将民用产品卖给中国，另一方面，将军用产品卖给台湾，在两岸纵横捭阖。

我国政府制裁美国企业正是对于这种脚踩两只船策略的敲打，有理有据。

中美建交30多年来，美国总是说，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现在《与台湾关系法》确实已经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也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在会见达赖的问题上，作为总统，奥巴马很难不做上两届总统都已做过的事情，并且美国朝野不支持总统拒绝会见达赖，再加上中期选举临近，这些都是牵制奥巴马的因素，所以，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执意与达赖见面。

但是不能把中国抛售美债与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与贸易问题一样，抛售美债没有任何政治因素。

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去年12月，中国减持了342亿美元，现持有美国国债7554亿美元，降为美国第二大债权国。

从商业投资角度看，近期，欧元区希腊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短期剧烈下跌，推升美元反弹，美国国债避险需求上升，出现了卖出时机。

抓住美元技术性反弹的难得时机减持美国国债，对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我国来说，是正确的投资策略。

中国此
次抛售美债只占美元资产总数的4.3%，减持数量有限，既没有影响到汇率价格，也不会对美元造成严重打击。

说明中国的减持是适度的。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目前的干扰，责任完全在美国一方。

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与达赖见面这些都已经涉及了中国所定义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一直还停留在以往的惯例上，更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政策调整。

美国政府动不动就将一些经贸甚至商业问题政治化，国务院的高官出来接二连三地表态，这对于中美关系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21世纪已经过去10年，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也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

中美关系怪圈实质：美“接触加遏制”方针未变
尽管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变换了多种说法，但始终没有离开克林顿时期制定的“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战略方针
要解答中美关系为何总是跳不出时好时坏、跌宕起伏怪圈的问题，需要了解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轨迹。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31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迂回曲折，沿着一条斗争、摩擦与交往、合作并存或相互交叉的轨迹前进。

这也将是今后3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轨迹。

中美关系的两面性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在《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脆弱的关系》一书中，把中美关系定性为“非敌非友”。

哈丁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中国学者则更愿意用中美关系的“两面性”来定义中美关系的性质。

这就是两国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有接触、交往、对话与合作，也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

这种两面性将延续相当长时间。

中美关系两面性的性质是由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等因素决定的。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轨迹，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中美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信任。

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立、战略目标不同构成了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意图。

至于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利益方面，两国既有共同利益，又充满矛盾和冲突。

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方面以及在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在双边经贸关系上的利益更是日益增多，不断扩展。

但另一方面，两国在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和方式上又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

“接触加遏制”战略
尽管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变换了多种说法，但始终没有离开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时期制定的“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

这种“接触加遏制”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在政治和外交上，一方面保持和深化各个层次和各种级别的接触，特别是两国高层交往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又在人权、宗教、司法制度等多个方面不断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并且利用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会议等各种场合和各种方式对中国施压，约束中国的行为。

在经济上，一方面，努力发展两国经贸关系，谋取大量实际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利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禁止对华出口高新技术等措施，制约中国的发展。

在安全问题上，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反恐、防止核扩散(包括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给予合作和配合；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
为“最大潜在对手”，不断散步“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围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加强对付以中国为主的军事同盟，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并插手西藏、新疆问题，破坏中国稳定。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大力发展与中国文化交往，促进相互了解和促进两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利用学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渠道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回顾中美关系的经历，两国间每次出现摩擦、矛盾几乎都是由美国首先挑起的，是美国推行“接触加遏制”战略的结果。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从未做过一件有损于美国主权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

认识中美关系的性质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此，虽然
存在分歧和摩擦，但没有根本的对立和矛盾。

”这种观点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和性质。

中美共同利益和合作的领域及范围，特别是在经贸、科技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确实在不断增多和扩展。

但中美之间的一些主要矛盾，如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等，都不是一般性的分歧和矛盾，虽然领域不如前者多，范围也不如前者广，但它们是根本性的，涉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和稳定。

还有一种看法是“只要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两国互信就会不断增加，矛盾和摩擦也将逐渐减少”。

只要双方有着发展良好关系的愿望并共同作出努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是双方应从战略和长远利益的高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恪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准则。

这是中方一贯的主张，没有任何困难。

主要的障碍在美国方面。

其次，加强接触，增进相互了解。

除了继续加强高层和政府间交往外，要加强民间往来。

要更好地发挥两国媒体和智库的中介作用。

再有，要减少意识形态对立，通过平等协商和对话解决分歧。

同时，经贸关系上要贯彻平等互利，不能动辄使用制裁等手段压制对方；在不损害各自基本原则和重大利益的前提下，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和相互配合。

中美关系这种“两面性”的性质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存在下去，因此，两国关系矛盾、摩擦和分歧与接触、对话和合作并存的轨迹也将长期存在下去，这种时好时坏的状态应视为一种常态。

中美关系热络是表象　实质无变化
在结束了年初的春寒之后，中美关系在５月的初夏迎来了新一轮热络期。

５月１３日，中美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虽然出席官员的阵容和规格并不算高，但双方都表示对话富有“坦诚和建设性”，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人权对话中是不多见的；两天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抵达香港访问，由此开始了为期１１天的中国之行。

骆家辉在结束访港后，又莅临上海参观世博会，并前往北京出席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

这次对话也是这一轮热络期的高潮。

两国关系的这一轮转换，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快”。

仅仅在三个月前，奥巴马政府才会见过达赖、批准对台军售、高调介入谷歌事件，强烈不满的中方做出了推迟人权对话和军事交流的决定。

一个多月后的３月底，奥巴马政府就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做出了正面表态——尽管这
种表态并没有实质性进步，但中方前嫌尽释，迅速做出了积极回应。

两国高层交流与事务性磋商也随即恢复。

４月１２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核峰会，并与奥巴马举行会谈，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转暖。

这样的转变向外界释放出两个信息，一是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两国关系的状况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非中国的对美政策。

二是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在战略考量与具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侧重于前者，则对双方关系利少弊多；着眼于后者，则对双方关系利多弊少。

诸如西藏问题、对台军售、互联网自由等问题，美国的深层用意是借此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由此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而近来，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振出口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５年内出口额翻一番，并增添两百万个就业岗位。

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如果考虑到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万，市场潜力非常有限，而欧洲正在经济泥潭中挣扎，那么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就至为关键了。

在此情况下，美中关系在经历了一番战略层面的对抗后，很快转为具体利益上的合作。

这一轮中美关系的热络，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美关系的热络，与年初的僵冷及去年的蜜月期相比，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象而已。

换句话说，目前的热络期只是回避了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分歧与较量，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年初的僵冷期也没有改变双方在具体利益上的共栖关系，只是将其置后而已。

我们不能因此忘彼，也不能因彼忘此。

不管怎么说，这一轮的转换终究是把双方关系中较积极的一面凸显出来，其正面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由于美国急于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突破，在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方面，也有了实质性进展。

骆家辉在访华前夕明确表示，美国正在重新检讨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未来数月可能会有更多相关消息宣布。

这意味着，美国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可望松绑。

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将可能以双方共赢的方式获得解决或缓解。

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要实现中美贸易平衡，不能依靠限制中
国对美出口，而应扩大美国对华出口。

而以技术优势扩大对华出口，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双方在此领域有极强的互补性。

以骆家辉此行为例，其重头戏之一是向中国推销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预计双方将签下巨额定单。

据统计，仅在去年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就达３４６亿美元，比美国１８６亿美元的投资额多出了近一倍。

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前景无疑非常诱人。

另外，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个有利双方、造福人类的多赢之举。

中美关系这种由“虚”向“实”的转换，同样体现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

据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介绍，就业和经济问题将是此次对话的重点。

虽然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劳利在５月１０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互联网自由、知识产权保护、人权问题等也将在本轮对话中讨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在５月２０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也表示，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国际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

但估计这些问题形式大于内容，真正值得关注的仍是经济类议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我们期望的是，中美关系的这轮转暖，不仅能给双方带来具体利益上的好处，也能推动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与合作。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做客中新网。

中新网7月19日电最近，美韩两国决定在黄海和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方面连续5次做出强烈表态反对美韩军演。

对这一事件，中新网邀请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为网友们带来权威的解读与分析。

对未来中美军事方面的交流，朱教授表示，中美关系对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是相当重要的，但由于美国有三大障碍，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忽冷忽热的怪圈。

朱教授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最近几年这一关系陷入了一个怪圈，所
谓怪圈就是交流中断再恢复再中。

朱教授认为，回望一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现在中美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怪圈，根本问题是美国有三大障碍：第一是“与台湾关系法”，这有置外法权的嫌疑。

第二，对台军火销售。

中美817公报规定，美国方面要逐渐地减少，直至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去年美国又向台湾销售军火。

过去中国老百姓认为美国是为了维护军火公司的利益，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认为军火销售的主要目的或者是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统一，中国老百姓当然无法接受。

如果中国老百姓再把其他美国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加在一起，事情看起来，好像就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所以美国卖军火给台湾，中国大陆老百姓做出强烈的反应，这也是正常的，中国网民这样一个意见，这样一种反对的情绪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三，美国2000年的国防部修正案和迪莱修正案(音)，规定了中美双方交流过程当中12项不可涉及的内容，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美国人想和我打交道，什么东西都可以谈，只要中国愿意。

但是美国声称不想和中国人谈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这个可能不太公平。

这是最主要的三大障碍，导致中美关系时起时落，所以出现交流中断、再恢复、再中断这样一个怪圈。

回望一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现在中美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怪圈，根本问题是有三大障碍：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压制或掩盖的问题开始发酵，如对台军售问题。

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责任使得中美两国“抓大放小”，强化国际合作淡化双边矛盾，因而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多能“克制”，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

而到2010年，基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它们被抬了出来。

对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不新鲜，但与2009年中美关系高潮迭起相比，极易产生某种心理落差与认知的不适应。

如何认清这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

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

最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