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才子纵横捭阖的轨迹关于《战国策》的成书与流传

乱世才子纵横捭阖的轨迹——关于《战国策》的成书与流传
乱世才子
纵横捭阖
——关于《战国策》的成书与流传
刘兴林
摘要：战国时代二百五十年间天下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士人阶层应运而生。

士人阶层以策士最为活跃，朝秦暮楚，说古道今，纵横捭阖，左右诸侯。

西汉晚期刘向整理战国谋略之文而成《战国策》，《战国策》记录战国策士的言论和活动，具有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战国；纵横；策士；史传；诸子；刘向；国别体
《战国策》是一部著名的史传散文著作，也是先秦诸子中的纵横家书，不以记载历史为目的，也不是某个作者一时一地所作。

其特点是突出人物，表现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记载描写对象由《左传》、《国语》的以诸侯卿相为主转向以士人精英为主，诸侯卿相或成为陪衬。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动荡社会士阶层崛起参政议政并左右政治的产物。

刘向
《战国策书录》的结语说：“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
一、战国时代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

依据《史记·六国年表》，战国时代的上限起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下限终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

刘向《战国策书录》中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

战国时代东周“天子”历传十余人，最后一位是周赧王，在位
居然近六十年。

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并存，周赧王徙都西周，两周之间还发生过战争。

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卒，此后天下无主凡35年，这35年属于战国而不属于东周。

春秋战国之交不宜坐实为某一年，此间诸侯各国发生的重大政变和改革均可视为春秋战国之交。

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始列为诸侯；公元前386年田氏代姜，齐太公田和始列为诸侯，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鲁国的“初税亩”等，都是春秋结束而战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春秋时期曾有一百余个诸侯国互相争斗兼并，到战国初期尚剩二十余国，其中以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为最强大，不断进行战争。

刘向的《战国策书录》有这样的描述：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

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

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

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

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刘向是一位持正统儒学立场的学者，所以对战国社会的描述有贬无褒。

战国时代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也认为满世界的窃国大盗，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强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战国时代经济发展，商业兴起，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制度新旧更迭，社会动荡改组，王权式微，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

战国时代诸侯各国为了掠夺领土，扩张实力，纷纷实行变法革新。

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等，对奴隶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同时也活跃了思想文化，营造了百家争鸣的人文思想奇观。

学者们周游列国传经布道，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

“诸子百家”似是夸张，其实著述远不止百家，《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九流十家，著述凡一百八十九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剖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显学的要旨长短，班固《汉书·艺文志》阐释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的主张利弊。

儒家以德化民，墨家兼爱尚同，道家无为而治，法家信赏必罚，纵横家则专事权谋诡诈。

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儒家不见用于世，法家、兵家大行其道，纵横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反映了西周王道礼制的崩溃。

二、战国士人
“士”的本义是有做事能力的人，《说文解字》解为“士，事也。

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

”段注：“引申之，凡能事者称士。

”西周时期“士”泛指下层官员，《国语·周语》有“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的说法。

春秋时期“士”指贵族最低层，顾颉刚《文士与武士之退化》：“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
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井田制及宗法制度的破坏，一些贵族纷纷下降到士阶层。

孔子首开“私学”之风，教育扩展普及到平民，一些平民受到教育，加入士阶层。

士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成为广义的人才储库，随时为诸侯各国提供人才。

战国时期盛行养士之风，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都养士数千人。

士人中不仅有出谋划策之辈，攻城野战之伦，也有引车卖浆之流，鸡鸣狗盗之徒，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可以为士。

战国时代士阶层中以策士最为显赫。

诸侯各国兼并剧烈，关系微妙，武力解决问题既劳民伤财，也难操胜算，于是策士就起到很大作用。

策士往往能化解矛盾，避免战争，排难解纷，却敌存国，运亡为存，转危为安，甚至左右天下局势。

策士中包括纵横家，但并不等同于纵横家。

某些策士专为某国某主效力，并不朝秦暮楚，就不是纵横家。

南北为纵，东西为横。

连横就是殽山以西的秦国与殽山以东的任何诸侯国联合起来，对其他诸侯国各个击破；合纵就是殽山以东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

凡从事合纵或者连横的策士就是纵横家。

纵横策士常常大贤虎变，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成为诸侯各国的决策人物。

苏秦、张仪、范雎、蔡泽、淳于髡等出身寒微，凭着自己的才能，在政治上争取到一席之地。

其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纵横策士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孟子·滕文公》记载，景春说公孙衍、张仪之流好生了得，“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孟子认为这些人都不能算
是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纵横策士不尊崇传统道德，而以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权术和辞锋凌厉、汪洋恣肆的雄辩口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主观动机是求取功名富贵，客观上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纵横策士是分裂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分裂的因素，他们为诸侯各国却敌存国，转危为安，客观效果是平衡分裂的局势，而无关天下的统一。

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只是一种形势预测。

最终秦朝的统一，依靠的不是纵横家策略而是法家思想。

天下统一之后，纵横策士便失去展示才能的空间而销声匿迹了。

三、《战国策》其书
《战国策》系西汉晚期刘向奉诏校阅群书，整理宫中所藏战国旧籍而成书。

这些旧籍通常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各国史书，而“各国史书”的说法缺乏根据。

刘向《战国策书录》中说“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

”八篇不能说明《战国策》是“各国史书”，如果是各国史书，就应该都以国别命名，岂止八篇？刘
向说：“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这些书名都没有国别的痕迹，说明都不是各国史书。

各国史官所记称为实录，一般只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十分精练，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实录与《战国策》铺张扬厉的美文不可同日而语。

《战国策》的文章主要出自纵横策士之手。

纵横策士在游说诸侯之前必须对该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上层集团的矛盾、国君的性格志向等有所了解，粗拟腹稿。

游说交流过程中灵光闪现，常常有更好的发挥。

游说之后总结得失，将游说对话过程记录下来，加工润色，留作纪念，便形成单篇文章。

同道借阅传看，抄写收藏，单篇便逐渐集中。

好事者再收入一些类似纵横家言的奇谈趣事，以及刺客义士惊心动魄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

这些书籍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被搜集到汉朝皇家图书馆，最后由刘向编辑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帛书抄本有类《战国策》文，共27章，325行，万余字，经过整理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其中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

另16章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

这证实《战
国策》非出于一人之手，推测以纵横策士言谈的纪录为主，是合理的。

《隋书·经籍志》云：“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可见《战国策》文出自纵横策士之手的看法古已有之。

《史记·田儋列传》记载：“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凡八十一首”。

《汉书·蒯通传》因袭了这一记载。

有人据此认为《战国策》的作者是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

蒯彻曾游说韩信背汉投楚，或与刘、项鼎足三分。

然而蒯彻之文只有八十一章，《战国策》文近五百章，蒯彻著《战国策》之说不能成立。

《战国策》属于杂史一类，篇章独立，追求趣味，叙事不记年月，缺乏历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时间、人名、史实多有错乱，可信度不高。

战国时期各国史书焚于秦火，《战国策》便凸现出史料价值。

《汉书·艺文志》未立“史部”，将《战国策》列于儒家六艺之《春秋》类，称“《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战国策》以利害关系颠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春秋》格格不入。

列于《春秋》类，只是因为所记载的人物的史实紧接春秋之后，是基于历史概念的模糊分类。

《隋书·经籍志》首立“史部”，将《战国策》列于杂史类，称“《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

”新旧两唐书也将《战国策》列于杂史类，《旧唐书·经籍志》载“《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

”《新唐书·艺文志》载“刘向《战国策》三十二卷。

”将《战国
策》列于杂史完全正确，将刘向当做作者则是绝对错误。

《战国策》兼具子书的性质。

谋臣策士游说国君，“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展示繁辞瑰辩，崇尚权谋诡诈，是一部纵横家书。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关帛书被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实《战国策》也是一样。

《战国策》由刘向整理并确定书名，编次以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为序，凡三十三篇。

东汉高诱作注，流传到北宋时多有散佚，曾巩作校补，恢复原貌。

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南宋相继出现姚宏的续注本和鲍彪的新注本，元朝吴师道在鲍注本的基础上作补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以姚宏本为底本，汇注用鲍注吴校本，分为497章，以每章首句为章名。

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依据姚本次序，分章备录诸家注解于正文之后，补辑地理、年代诸多考辩。

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和《战国策考辨》，何建章有《战国策注释》。

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温洪隆《新译战国策》章旨、注释、译文俱全，是目前最好的读本。

（约4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