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76岁老将孙承宗,最终全家战死

晚明76岁老将孙承宗，最终全家战死
本文导读：孙承宗大器晚成，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时，已经42岁，才算正式步入政坛。

在殿试中，他得到第二名，俗称“榜眼”。

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北高阳，当地人仍以“孙榜眼”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

他是文官出身，但后来以武将闻名，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

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

进入官场以前，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孤身一人背剑徒步，登恒山，走飞孤峪，行程千里。

沿途访问戍边将士，绘制防御地图。

在大同期间，他协助地方官员，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彰显出不凡的才干。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智慧。

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时，大学生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

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

”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处理宜点到为止。

党争是晚明政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

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党，事实上，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只问是非，不问党不党。

他曾说，“附小人者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

吾辈
当斩钉嚼铁，自立人间”，“不当偕人，亦不当为人偕”。

对东林党鱼龙混杂，小人伪装成君子，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

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

他公开力挺东林党，是在东林党最艰难的时候。

天启四年(1624)，东林与阉党矛盾白热化，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被下狱。

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听闻消息，想赶回帝都，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

阉党十分恐慌，遂散布谣言，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清君侧”。

孙承宗抵达通州，圣旨下来，要他回关外去。

营救杨、左的努力失败了。

不久，东林党35人遇难。

孙承宗作《三十五忠诗》，在诗中公开表达：“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

”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党一边。

东林党得势时，他并不攀附，甚至公开唱反调;但当东林党失势时，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孙承宗眼里，没有党争与意气之争，只有是非与节气。

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就是因为得罪了阉党。

阉党群起上疏弹劾他，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李怀光。

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被迫解甲归田时，阉党以为他
们赢了，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

时间回到天启二年(1622)。

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军又败给了后金。

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消极退守，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

属下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不同意，向朝廷报告。

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

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

经过实地考察，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南面的海岛)。

回京后，孙承宗面奏皇帝，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自请
出关督师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明军与后金攻守转换，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不是战败自杀，就是被捕下狱，鲜有人能全身而退。

当时，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都不敢到关外任职，说是“入关一步便为乐国，出关一步便是鬼乡”。

熊廷弼被下狱后，辽东经略空缺。

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解经邦畏难推却，抵死力辞，遭到削籍处分。

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才赴任。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感受到，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

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

如此高龄，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死地”的关外，更显难能可贵。

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

上任伊始，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
今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

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騃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

所谓痴騃者，习闻忠君爱国之说，不徇人情，不听私属，投之贿必告于朝，遗之书必闻于众。

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他就很有主见，不结交权贵，也不培植私人势力，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

为此，他也十分担心，离开帝都后，皇帝
若听信谗言，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

所以他希望，皇帝“以公忠忧国之心，励精敏有为之气”，事关军国大务，只有群策群力，一德一心，才能扭转辽东危局。

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说：“朕所倚赖，亦惟卿一人。

”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评价相当高。

随后，赐尚方宝剑，亲自为孙承宗送行。

3
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抵达山海关，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

他整顿军队，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

同时，提拔了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

他做事雷厉风行。

一日，召集将吏，问道：“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为何屡次延期?”众人回答：“请督师决定日期。

”孙承宗说：“明日前往，如何?”众人惊愕不已。

孙承宗又说，就这么定了。

次日出发，两天后就抵达宁远。

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命袁崇焕、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

一年之后，城堞竣工，成为关外军事重镇。

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

于是，宁远固若金汤。

他还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政策，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军。

这支辽军，在后来的明与后金(清)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

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

这道防线，史称“关锦防线”。

缔造关锦防线，成为明与后金(清)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直到1644年，李自成灭了明朝，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

任何时代，事在人为。

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

从之前的熊廷弼，到现在的孙承宗，再到后来的袁崇焕，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曾两度督师辽东。

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都曾含冤去职。

去职后，大好局面又被坏掉，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

起落之间，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是被自己人毁掉的。

用后来的胜利者——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明朝是“自毁长城”。

孙承宗用4年时间，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

后金不敢轻易进犯，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北迁到了沈阳。

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

魏忠贤把持朝政，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想拉拢他，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赐孙承宗坐蟒、金币。

孙承宗得知消息，立马上奏说，中使(太监)干涉兵政，自古有戒。

中使出关后，孙承宗只陪他喝茶，一句话都不说。

魏忠贤因此很不爽。

加上孙承宗在东林党落难时，力挺东林党的做法，激起了阉党的疯狂报复。

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弹劾、诬陷孙承宗“丧师数万，关门且旦
夕失守”。

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连下诏书，命孙承宗回师听调。

孙承宗满腹忧愤，上疏请辞，解甲还乡。

他在一首诗中，借岳飞当年的遭遇，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不是溃败于敌人，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
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

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

未抵黄龙府，先惊白马营。

岳家军尚在，胡骑漫雄行。

辞官回乡后，阉党仍不放过孙承宗，派缇骑日夜监视，想抓到他的把柄，给他治罪。

孙承宗为官清白，阉党缇骑终无所获。

当时，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借此缓和与阉党的关系。

但孙承宗说：“此好事，公等自为之。

”他宁折不屈，决不向阉党低头。

崇祯即位后，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幸存的东林党人重返庙堂。

按理说，此前被阉党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该重新起用了吧?
并没有。

史载，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

王在晋为泄私愤，阻挠了孙承
宗的复出。

这就是明末政局的真实写照。

一个政权溃烂到这种程度，无论谁当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而是怎样公报私仇。

无论谁在台上，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干事的人。

孙承宗纵有大才，能够力挽战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你继续在家待着吧。

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

历史不容假设。

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

直到崇祯二年(1629)，十月。

八旗劲旅绕道蒙古，打到了帝都门口，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

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星夜赶往通州，调度各路勤王兵马。

到崇祯三年(1630)五月，接连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史称“永平大捷”，缓解了京城之危。

外患方歇，内争又起。

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将袁崇焕下狱。

孙承宗力劝，国家正是用人时，不能杀良将。

没人听，袁崇焕遭凌迟时，京城狂欢。

孙承宗只能写诗说：“一缕疾肠看赐剑，几行血清洒征衣。

”
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为时已晚。

而他自己，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

当年，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导致战败，一个下狱处死，一个举家自杀。

而今，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

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不能服众，却又大放狂言，说“阁部(指孙承宗)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

由此，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
一是孙承宗—马世龙—祖大寿等;
一是梁廷栋—丘禾嘉—吴襄等。

孙承宗上疏，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

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或者说，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

皇权的本质是政治平衡术，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

哪怕外战失败，他也在所不惜。

在他眼中，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更值得防范。

结局已经写好。

崇祯四年(1631)，后金兵围明军于大凌城，因孙承宗、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延误战机，明军惨败。

朝臣趁此机会，摇唇鼓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

69岁的孙承宗无奈，连上十七道疏，请求辞官。

这年年底，他终于告老还乡，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
东。

对他来说，或许只能无限感慨：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

——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在高阳老家，门无宾朋，唯有一心读书，不废朝夕。

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暮年远离刀光剑影，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

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

他认为，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就在一个“怕”字：
初怕而开铁失，退而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而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而守山海。

他指出，帝国一些高官，“平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

他的信条是，“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

他不相信这是天命，败就败在人事，败在政治，败在是非不分，败在争权夺利。

只是这些反思，手握权柄之人听得到吗?听到了，听得进吗?
陈田《明诗纪事》评价孙承宗，说：“有此伟才，旋用旋罢，国欲不亡，不可得矣。

”
赞扬孙承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贬斥明王
朝自掘坟墓，宵小别无所长，只会翦除自己的英雄。

孙承宗肯定心有不甘，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把一腔热血与愤懑，付与文字。

高阳城隍庙，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上联：问你生平所做何事，欺人懦，诈人财，坑人命，奸淫人妻女，占夺人田地。

日积月累，是不是睁睁眼看，世上多少恶焰凶锋，曾饶过哪个?
下联：来我这里有冤必报，破尔家，荡尔产，追尔魂，殄灭尔子孙，降发尔灾殃。

鬼哭神号，怕不怕摸摸心头，从前百千机谋诡谲，还容你做么!
或许是希望那些败坏国事之徒，死后可以在此受审吧。

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分两路进攻明朝。

在清军未到高阳之前，友人劝孙承宗到保定避难，孙承宗让他闭嘴。

孙承宗组织家人和高阳城百姓，对清军的围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城中火药弹石皆尽。

城破后，高阳城军民又与清军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最终，76岁的孙承宗和他的18个儿子、侄子、孙子，全部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殒命，19个妇孺殉节而死。

有关孙承宗的死法，历史上说法不一。

《明史》记载，多尔衮派恭顺侯孔尚德劝降。

孙承宗破口大骂，说快杀了我。

清将说，从来没听说有杀阁老的剑。

孙承宗遂从容地以弓弦自缢。

另一种说法是，清将抓住了孙承宗，先是勒索钱财，孙
承宗斥责说：“没听说过天朝无钱的孙阁老吗?”清兵把他几岁的小孙子领到面前，逼迫他投降，孙承宗说：“你放开他，他要向我走，我就降，他要是朝着你们手上的刀走，我就死。

”他的小孙子果然脚步蹒跚地走向了屠刀。

清将恼羞成怒，将孙承宗五马分尸。

孙承宗殉国6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定都北京。

孙承宗曾经的下属鹿善继说，孙承宗“功听人分，罪听人卸，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

一语说出了孙承宗处危局而不沉沦，在逆境中建功立业，卓尔不群的人格操守。

晚明史，让人痛恨，又忍不住想读。

也许正是因为，有孙承宗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救国救民的英雄吧。

今时今日，如此悲情的老英雄，谁人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