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业史》

《创业史》简介
《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创业史》通过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

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
《创业史》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

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

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
《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
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

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
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
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
《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收入《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铁》等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创业史》作者简介
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助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到试办农业合作社。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赞扬的评介文章有五十余篇。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若干评论文章指出，作家的杰出之处，是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揭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组织起了错综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则是土改时弯下了腰，现在又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从土改时惊惶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和开始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长郭振山。而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的，是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徘徊、摇摆的农民。作家表现了不同心理动向的各阶层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广阔”和“深刻”，这是当时对“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当然，柳青在小说中有关农村阶级关系的这种“深刻”阐析，根据的是50年代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创造是把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体验和艺术想像，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创业史》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特别受到注意的，则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把这一人物的创造，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有的批评家把梁生宝与阿Q放在一起比较，来谈论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这种讨论方式，包含了“艺术典型”等级的价值估断。(注：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

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创业史》(第一部)，在60年代曾发生争论。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以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他后来补充说，“三多三不足”有的并不是缺点)：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

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除柳青的外，主要有艾克恩《英雄人物的力量》(《上海文学》1963年第1期)、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蔡葵、卜林扉《这样的批评符合实际吗?——与〈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商榷》(《延河》1963年第10期)、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上海文学》1963年第10期)、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姚文元《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1964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上海)。)。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中，柳青激动地说，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注：《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这点上，邵荃麟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论敌胡风的立场。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