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如何逐步夺取西汉政权

王莽如何逐步夺取西汉政权

一、王莽建立新朝的历史回顾

初涉仕途。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结交英杰，侍奉父辈，符合礼仪。阳朔（公元前24～21年）年间，王凤病，王莽侍候甚恭。王凤临终时，荐王莽任黄门侍郎，王莽走上仕途。（《资质通鉴》卷三十一）

崭露头角。公元前16年，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此后，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这时“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所以公卿推荐，游士谈说，“虚誉日隆，倾其诸父矣”。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资质通鉴》卷三十一）

仕途受挫。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开始整肃王氏外戚，重用丁、傅外戚。元后退隐深宫，王莽被撤职，两年后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资质通鉴》卷三十四、三十五）

东山再起。公元前4年，汉哀帝去世。因其“断袖之癖”并无子嗣，元后临朝称制，授意由时年九岁的汉平帝即位，以王莽为大司马。（《资质通鉴》卷三十五、三十六）肃清外戚。公元前1年—公元5年，王莽开始重点翦除

丁、傅两家外戚势力，并开始构筑权利网。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期间，汉平帝病逝，王莽扶持2岁刘婴称帝。同年，王莽挟元后下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资质通鉴》卷三十六）建立新朝。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公元7年9月，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公元9年废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共历时14载。（《资质通鉴》卷三十六～卷四十）

二、历代对王莽禅汉的归因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注1]确实，从传统史家的角度来说，最初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材料，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上中下三卷，还有《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王莽改制”的有关内容。这些记录就成为后世史家和现代研究者了解和分析判断王莽其人其事的基本材料依据所在。

东汉班固对“王莽禅汉”归因为：一是外戚政治，在《汉书·王莽传》中称“王莽始起外戚”；二是政治没落和腐朽，在《汉书·诸侯王彪序》中，曰“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

[注1]宫崎市定《中国史》(1977年),邱添生译.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185页.

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班固对王莽评价极大左右了后世对其定性，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道德观。

而至近现代，史家对王莽的评价略有改观。胡适在研究了《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及《周礼》后，对王莽持肯定态度，认为王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目的是“均众庶，抑兼并”（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

钱穆认为，王莽禅汉有四大原因，一是“外戚地位之凭籍”；二是“王莽自身之名誉”；三是“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四是“禅让论之实现”（钱穆《秦汉史》，1931年）。

吕思勉认为，王莽禅汉是先秦以来社会改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先秦之世，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见解，磅礴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尤盛，……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磅礴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吕思勉《秦汉史》，1947年）。

何兹全则将王莽禅汉归因为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认为“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常常有一些人物提出改革的方案，希图挽救政权的危机。……在刘氏政权希望挽救危险局势不成功，便希望换个别家，于是王莽起来了。王莽是由外戚起家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元帝的皇后。成帝在位，社会危机严重的时候，也正是王家一家极其贵盛的时候。”（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年）。杨翼骧也持相同观点（杨翼骧《秦汉史纲》，1956年）。

三、我们对王莽禅汉的看法

首先，王莽禅汉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产物。西汉政府存续的215年中，很多时候都由皇帝和外戚共同执政，开国皇帝刘邦的成功，皇后吕雉在巩固政权方面功不可没。刘邦去世后，吕后及吕姓戚族在第2、3、4任皇帝在位期间总揽大权。吕雉死后，皇族重新夺回政权，并将吕姓戚族全部屠杀。可外戚在汉代是个解不开的死结。早在成帝时期，王权已旁落，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大权，王莽借势上位（见《资治通鉴》）；汉哀帝排斥王氏，重用丁、傅氏家族，本质是外戚之间权利获取的博弈，故在西汉外戚争权的时代，帝权旁落是迟早的事情。

其次，王莽禅汉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一，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从惠帝刘盈即位后，宰相曹参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域，

即对人民的生产不加干涉，还多次减免赋税，以求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历史上称其为“黄老政治”。“黄老政治”使汉王朝社会逐渐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其弊端就是贵族和地主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奴隶。这使社会对王莽“复古改制”充满了憧憬。第二，西汉后期，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导致各地霸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政治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这使“王莽权利”无限膨胀失去了制衡。第三，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

最后，王莽禅汗是周密计划和人心笼络的产物。从新朝建立的历史来看，王莽善于造势，在步入仕途、职位升迁、人心笼络、异己铲除和权利争夺方面操作的有条不紊。尤其王莽在权利网络编织和人心笼络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正如毕汉斯在《汉代的中兴》中所言，“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持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