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鸟类迁徙的基本趋势

一、世界鸟类迁徙的基本趋势1、鸟类迁徙的方向鸟类迁徙的方向取决于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的位置，由于大多数迁徙鸟类在北方高纬度地带繁殖，南方越冬，因此，鸟类多是南北迁徙。

一般来说，越是气候严酷的北方地带，迁徙鸟类的比例愈大。

以美洲为例，美国的候鸟比例比加拿大小，墨西哥则更小。

到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鸟的种类很多，但大部分是不迁徙的留鸟。

温度并不是鸟类越冬地的唯一条件，优越的取食条件应该是鸟类选择越冬地的重要因素。

很可能，光照时间，雨雪等方面的差异决定鸟类迁徙，迁徙的方向是赤道方向，但不一定到达赤道。

如果存在着更为优越的取食条件，鸟类的迁徙方向可能偏离或与正常方向相反。

尽管如此，鸟类迁徙的基本趋势是南北迁徙。

少数种类先是东西方向迁徙，然后再南北方向迁徙，如极北柳莺。

环志结果表明，还有个别种类基本是东西方向迁徙。

2、迁徙路线或通道鸟类的迁徙路程是漫长的，沿途需要经过许多森林、草原、高山、大川、沙漠、岛屿和海滩。

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迁徙个体或迁徙群都有自己的迁徙路线和停歇地点，这些迁徙路线和停歇地点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许许多多鸟类迁徙经过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形成所谓的“通道”。

“通道”可以比喻为“高速公路”，迁徙路线好比是一条又一条的“车道”。

只不过高速公路的车道比较少，一般每侧只有2－3条车道。

而“迁徙通道”内的“迁徙路线”却许许多多。

迁徙通道的宽度及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是繁殖地和越冬地的面积，如果繁殖地和越冬地仅限于狭窄地区，迁徙通道不会很宽。

反之，则不会很窄。

其次是地形。

有些从繁殖地起飞的鸟类为了避免飞越沙漠或大洋，而绕过这些障碍到达它们的越冬地。

例如欧洲中部的一些鸟类迁徙时是从地中海的两侧沿岸绕过而不是直接飞过宽阔的海面；有的绕到地中海的东部，再沿尼罗河向南飞以避免条件恶略的撒哈拉沙漠。

中欧国家的鹤类是经过西班牙到东欧意大利，白鹳从欧洲到非洲越冬时，为了避开在海上飞行，它们宁可绕道在陆地上飞行。

除地形外，影响鸟类迁徙通道走向的因素应该考虑季风和气流。

合适的季风和气流有助于飞行，而且，随季风而来的气温和降雨方面的变化会引起植被和鸟类食物的变化。

最后，还应考虑历史因素。

鸟类的繁殖地、越冬地以及迁徙中途停歇地的选择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一旦形成“本能”行为，轻易不会发生改变。

如果根据迁徙研究结果将每种鸟的迁徙路线和迁徙通道作图，可以清楚看出春、秋两季迁徙的轨迹。

但是，不可能将所有鸟类的迁徙轨迹都同时在图面表现。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力图比较细致地表达全球范围内鸟类的迁徙动态，他们将候鸟分为五类：陆地鸟、雁鸭和天鹅、鸻鹬及其它涉禽、海鸟及鸥和燕鸥、猛禽。

此外，凡是卫星跟踪研究结果，直接用线段表示（附图6－165）。

尽管如此，全球范围内的鸟类迁徙看起来仍比较复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了探讨亚太地区的湿地和水鸟保护，亚洲湿地局曾经描述过全球候鸟迁徙趋势。

2005年，随着禽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有些人怀疑候鸟可能散布流感病毒。

此时，湿地国际（Wetlands International）与世界卫生组织（FAO）合作，又提出一份全球候鸟迁徙趋势图（附图6－166），提出全球八条主要迁徙通道。

应该说，八条迁徙通道主要集中了各国候鸟迁徙研究的成果，包括我国的部分研究成果。

基本反映了全球候鸟的迁徙趋势，尤其是水鸟的迁徙趋势。

但是，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雀形目小鸟和猛禽的迁徙研究，全球范围内候鸟迁徙通道的描述还将不断改进。

二、我国鸟类迁徙的三大通道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条件复杂，迁徙鸟类数量众多。

但是，对我国候鸟迁徙通道的研究，长期局限于一般观察基础上。

经过二十多年的环志研究，对途经我国的候鸟迁徙通道开始有新的认识。

1985年以前，我国鸟类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有三条迁徙通道：1、西部通道包括在内蒙西部干旱草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干旱或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和高原草甸草原等生境中繁殖的夏候鸟，如斑头雁（Anser indicus）、渔鸥（Larus ichthyaetus）等。

它们迁飞时可沿阿尼玛卿、巴颜喀拉、邛崃等山脉向南沿横断山脉至四川盆地西部、云贵高原直至印支越冬，西藏地区候鸟除东部可沿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向东南方向迁徙外，估计大部分大中型候鸟亦可能飞越西马拉雅山脉至印度、尼泊尔等地区越冬。

2、中部通道包括在内蒙东部、中部草原，华北西部地区及陕西地区繁殖的候鸟，冬季可沿太行山、吕梁山越过秦岭和大巴山区进入四川盆地以及经大巴山东部到华中或更的地区越冬。

3、东部通道包括在东北地区、华北东部繁殖的候鸟，如鸳鸯、中华秋沙鸭、鸻鹬类等。

它们可能沿海岸向南迁飞至华中或华南，甚至迁到东南亚各国；或由海岸直接到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国越冬。

1995年以后，结合当时全球范围的水鸟迁徙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青海湖斑头雁（Anser indicus）、渔鸥的环志回收结果，提出亚太地区迁徙水鸟三条迁徙通道，分别是中亚－印度迁徙通道，东亚－澳洲迁徙通道以及西太平洋迁徙通道。

各通道之间并不完全独立，互相之间有交叉和重合（附图6－167）。

最近，结合禽流感的大规模发生，湿地国际又提出一份全球候鸟迁徙通道图。

全球8条主要迁徙通道，仍是更多地反映水鸟的迁徙。

通过我国地3条通道有所改变，分别是：东亚－澳洲迁徙通道，中亚－印度迁徙通道以及西亚－东非迁徙通道（附图6－168）。

我们认为，这三条迁徙通道基本代表我国鸟类，特别是水鸟的迁徙通道，而陆地鸟的迁徙通道比较复杂。

总之，由于我国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辽阔的疆域以及种类众多的候鸟，必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候鸟迁飞类型。

要确切掌握这些候鸟的迁徙规律，还需要通过环志以及更先进的手段（如卫星跟踪）来获得大量资料予以证实。

三、我国大陆水鸟迁徙研究概况依照湿地国际的定义，水鸟是生态上依赖湿地生活的鸟类。

我国主要水鸟有8目，28科，约262种。

全世界15种鹤，中国记录到9种。

黑颈鹤是仅在中国繁殖的高原种类，丹顶鹤、白枕鹤等在中国广大湿地繁殖和越冬，大多数鹤类具有跨国迁徙特性。

全世界鸭科鸟类约150种，我国46种，绝大多数跨国迁徙。

东亚－澳洲迁徙路线列出的47种和亚种，我国有43种和亚种。

海滨鸟包括雉鸻类，蟹鸻类，蛎鹬类，反嘴鹬类，燕鸻类以及鸻类和鹬类等鸻形目鸟类，我国约有64种。

我国还有丰富的鹭科鸟类（约20种），鹳科鸟类（5种），鹮科鸟类（6种）和鸥科鸟类（约34有鸟类，如朱鹮、黄嘴白鹭、海南虎斑鳽、东方白鹳、黑脸琵鹭、遗鸥、黑嘴鸥等，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具有特殊保护意义。

报道我国大陆各种水鸟数量动态的资料较少，近几年结合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湿地资源调查积累了一些资料。

例如，1997－1999年期间，我国境内越冬黑嘴鸥的数量为4700多只，繁殖黑嘴鸥的数量约为4300只。

我国大陆正规的鸟类环志工作开始于1983年。

首次环志便是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的斑头雁（Anser indicus）和渔鸥（Larus ichthyaetus）。

环志初期，我国大陆的年平均环志数量只有5－6千只。

1997年起环志数量大幅度增加，2002年环志387种26.6万只，2003年环志近29万只。

截止2004年底累计环志鸟类近669种124万余只。

其中水鸟环志数量约为4.21万只，仅占环志总数的3.4%。

难以捕捉是限制水鸟环志数量的主要因素。

我国大陆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地点开展水鸟环志，如：辽宁双台河口和丹东鸭绿江口、江苏盐城、山东黄河三角洲、上海崇明东滩、青海青海湖鸟岛等自然保护区及河北沧州海兴湿地等地区。

其中，许多水鸟的环志，特别是鸥类和鸻鹬类的彩色环志和彩色旗标研究，都是结合中日、中澳政府间候鸟保护合作进行的。

我国大陆环志最多的水鸟是鸻形目（22074），其次是鹳形目（7647）、鹤形目（5246）和鹱形目（3189），分别占环志水鸟总数的52.32%、18.12%、12.56%和7.56%。

数量最多的是遗鸥（Larus relictus），其次为黑叉尾海燕（Oceanodroma monorhis）、池鹭（Ardeola bacchus）、黄脚三趾鹑（Turnix tanki）和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等，分别占环志总数的13.49%、6.46%、6.2%、6.17%和5.82%。

黑嘴鸥环志开始于1991年6月，环志黑嘴鸥雏鸟144只（金属环）。

从1996年6月起为了落实中日政府间候鸟保护定期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与日本北九州市政府和日本山阶鸟类研究所合作，在辽宁双台河口国家及自然保护区对繁殖黑嘴鸥种群数量、栖息地现状开展了联合调查。

同时，对黑嘴鸥的成鸟和雏鸟开展环志和彩色标记，以期进一步掌握其迁徙规律。

2000年以后，合作区域逐渐扩大到江苏盐城和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截止到2004年底辽宁双台河口（红底白字）（附图6－169）、江苏盐城（蓝底白字）（附图6－170）和山东黄河三角洲（绿底白字）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共环志黑嘴鸥2456只。

1996－1997年冬季日本北九州曾根滩涂环志黑嘴鸥22只，其中：成鸟20只，幼鸟2只，并全部进行了彩色标记（黄底黑字）。

1998年6月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与WWF（香港）合作，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东胜泊江海子环志遗鸥雏鸟579只（附图6－171， 5－172），其中有500只佩戴了由WWF（香港）提供的黄色彩环（无编码）。

之后连续3年进行环志，1998年－2001年共环志遗鸥雏鸟4877只。

2004年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在陕西省榆林市的红碱淖环志遗鸥雏鸟816只。

红嘴鸥（Larus ridibundus）（附图6－82）环志最早开始于1986年，在云南省翠湖公园环志16只，1987年环志24只，之后中断多年，从1999年起又零零散散环志了几只，到2004底累计环志596只，其中：2003年环志179只，2004年环志366只，是过去20年环志总数的10倍。

国内最早的鸻鹬类环志开始于1985年（8种55只），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大陆共环志鸻鹬类53种9765只。

为了加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水鸟保护，1988年澳大利亚派员到中国上海崇明举办培训班，培养中方人员识别鸻鹬类鸟类的能力，培训班期间环志鸻鹬类鸟14种150只。

培训班结束后，上海崇明环志站成立并陆续开展一些鸻鹬类环志。

1996年中澳第二次鸻鹬类调查研讨会继续在上海崇明东滩举行，用当地手动拉网法捕捉鸻鹬类20种303只，其中3只带有不同颜色的旗标。

2002年4月中澳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在辽宁丹东顺利进行，首次用粘网捕到鸻鹬类5种92只。

还观察到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地的个体。

当年，带有“丹东彩色旗标组合”（附图6－173）的个体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拉斯加等地被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