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访谈文章

一篇访谈文章

2011-09-21 08:50:12|

这是刊发在《三峡文化》2011年九月号上的一篇访谈文章，是我与

该刊记者常东方女士的一次对话。

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

作家张永久做客《三峡文化》

嘉宾简介

张永久先生，1954年生于湖北宜都，1988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就读，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曾任宜昌市文联《三峡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宜昌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著作有《逃亡记》、《鹿城挽歌》、《袁世凯家族》、《刘湘家族》、《粉色官场》、《民国三大文妖》、《革命到底是干吗？》、《摩登已成往事》、《西康往事》（即出）等，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本有《袁世凯家族》、《伤心的祭坛》、《鸳鸯蝴蝶派文人》、《晚清宦途胭脂扣》、《历史住在我隔壁》（即出）等。

先生对自己有一个概括：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

主持人：非常感谢先生到我们《三峡文化》做客，我们这期的主要内容是“辛亥革命与宜昌”，说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就想到了您和您的长篇历史著作《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您的这本书说起，您是怎么选中这个题材的

呢？

张：谢谢《三峡文化》给我机会，也借此向贵刊读者问好。

关于那本书的出版我在后记中已有所提及。先是有家杂志《百家讲坛》向我约稿，每期一万字，连载了七八期，结束了，手头就有七八万字篇幅了。后来与广东一著名出版人聊天，他知悉我有这个稿子后，建议写成长篇，于是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扩充到20多万字，后来出版时改名《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很复杂的一个书名，实际上是写四川保路运动的。

主持人：书中浩繁的史料您是怎么收集的呢？

张：史料的搜集和题材选择的话题密切相关，放到一块谈。

先说题材选择。图书出版界内部，辛亥革命的话题从去年就开始热了，有几家出版社和我谈过写作这方面的书稿，我都因准备不充足或时间不够的原因推辞了。而因为宜昌与四川地理邻近的缘故，加上我曾在四川泸州生活过一年多，对天府之国感情浓厚，所以一直关注着晚清以来四川土地上的故事和人物。《百家讲坛》约写长篇连载稿，我一下就想到了写四川保路运动，那是个机缘，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顺便说一下，我的写作计划中有个“四川八卦”系列，想系统梳理从晚清到1949年以来四川的人和事，目前已写的有《刘湘家族》、《革命到底是干吗》、《西康往事》（即出）三部，我一直很想写的《四川军阀史话》（多卷本）因自觉准备不足始终未敢动笔，只能放

诸将来了。

这么一说，你也许就清楚了。书中浩繁的史料搜集是长时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说还休。

主持人：我们已经拜读了您的《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您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复活辛亥革命的人和事，不然我们不会一读就把辛亥革命基本弄懂了，您能谈谈这里的奥妙么？另外能

否谈谈辛亥革命与宜昌的关系？

张：是的，那本书并非仅仅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想梳理清楚故事背后的时代背景，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或者说，那本书的内

容牵涉到当时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晚清以降，当时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问题。清廷体制内部的当权派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口头上开始赞成立宪，改封建皇权专制为充满现代意味的宪政制度，虽然在实质上他们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内核（如皇族内阁），但是至少他们已承认可以从形式上突破，中央成立了资政院，各省也成立了谘议局，权力从帝王手中向绅商以及知识精英手中转移，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新

国家似乎就要呼之欲出了。

然而历史往往吊诡。中国历史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凡遇到需要转型转轨大转弯的时候，总是朝坏的方向转。皇族内阁成立后，宣布的第一条国策就是铁路收归国有。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条政策并没有错，因为依靠民间商办修建铁路——尤其蜀道难的川汉铁路，无异

于天方夜谭。

我在书中说过一个观点，清廷的这个举动是“开对了药方抓错了药”。当时民众仇满情绪激烈，整个中国像是装满了火药的仓库，碰出一粒火星就会爆炸。铁路收归国有，触碰到了四川绅商和老百姓的利益，保路运动随之而起，清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赴四川镇压，各省空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清廷的垮台就

指日可待了。

值得说说的是，辛亥革命最初是以流血暴动为突破口的，后来却并没有在全国形成大范围的流血冲突，这为历史提供了一些借鉴。在中国历史中，凡政权转移必定伴随一场大屠杀，民族气脉往往在这种大屠杀中消磨殆尽，使得我们有太多的“从头再来”，这既让人痛心，

也让人悲凉，还让人无奈。

辛亥革命前，民众仇满情绪几近爆炸，而革命爆发后，却并没有屠杀太多的满洲人，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的一个进步。实际上，辛亥革命中杀掉的督抚级别以上的高级官员只有三个人，其中端方、赵尔丰被杀的经过，我在书中已有讲述。另有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这个人死得更冤。陆是浙江人，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刚上任巡抚不

久。他的儿子陆光熙是留学生，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家劝说父亲“反正”。正当劝说时，一批士兵闯进来，陆钟琦愤然问：我刚到任一月，干有何坏事？你们竟然这样对待？话未说完，被一排乱弹打死。身穿军服的儿子陆光熙拿着手枪冲出来，怒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话音未落，又是一排枪声，陆光熙也倒在了血泊中。当天被杀的还有陆光熙的妻子和仆从等人。在一个大革命时代，对生命的漠视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其实也是让人痛心的。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这个角度看，只有当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一判断标准成为惟一标准时，人类文明才能算是进入到了更高级的程式。珍视生命，是我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你所问

及的“奥妙”所在。

那本书中，涉及到宜昌的篇幅有三四万字，其中主要是李稷勋修筑川汉铁路宜昌至秭归这一段的故事。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当时任川汉铁路宜昌总理。书出版后，李稷勋家族的后裔从莫斯科打长途电话致谢，并交流了一些问题。其实，关于这段史实应该能挖掘更多内容的，但由于战乱和文革之故，史料大量毁损，即使我住在宜昌，也难以找到这方面的太多内容。这是十分遗憾的一个事。

我在宜昌住了30多年，对宜昌十分有感情，很想在自己的书中多写写宜昌，因此抓住这种涉及到宜昌的场景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今后也希望有机会为宜昌专门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