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
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在这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由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到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着手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探索自己道路时，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上了苏联走过的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战略”的老路；紧接着，满以为我们在吸取苏联教训，“反修防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入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以及“草木皆兵”、大搞阶级斗争的老路。

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作出了种种巨大努力，其间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说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最终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巢臼。

只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正确途径，把中国建设的列车开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

对这些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正像布哈林所说，是逐渐趋向缓和的。

但是，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性片面化、绝对化；同时，又几乎把所有矛盾斗争都解释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此后，继续扩大阶级斗争，不仅把同党内一系列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作阶级斗争，还把同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同样看作阶级斗争。

斯大林这样搞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连续不断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批判、大斗争。

原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应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

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是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战略转变，对苏联模式的一个巨大突破。

（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斯大林提出的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作了郑重宣布。

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仅仅过了三年，在1939年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而因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实际上掩盖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端和危机，延误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从而酝酿了未来更大的危机。

毛泽东同志曾接受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继“三大改造”后立即倡导并发动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后来意识到对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并没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

小平同志从来主张“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

他认为，采取这些“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

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明确确定为“初级阶段”，这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切实明确了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

我国各种文献和著作对“初级阶段论”作了大量阐述，但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它是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吸收和继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和否定。

（三）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斯大林对苏联闭关锁国，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

但列宁时期“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状况，比起斯大林时期来显然更严重，而列宁却是实行了比斯大林更开放些的政策。

这样看来，单单用“资本主义包围”的理由是说不通的。

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才是斯大林闭关锁国的最重要原因。

列宁历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向更高文明阶段的发展，因此，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斯大林则完全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了，不仅解散了列宁时期建立的“劳动研究所”等机构，还将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文化、管理和科学，统统视作洪水猛兽。

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地步，实际上造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

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这是必然的。

在紧闭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交往的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因循教条，阻挠改革的体制性因素。

这些体制性因素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理论教条，高度集权的机构体制，特别是苏联重工业—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存在以及在此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多次出现改革契机、改革尝试或改革的实践，但都被不事改革或阻滞改革、反对改革的保守集团和势力破坏殆尽，造成苏联改革命途多舛，屡改屡败，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入崩解的深渊。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就深刻吸取了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闭关锁国的教训。

改革开放方针，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所没有过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作的重大决策；同时，它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的闭关锁国的深刻教训，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重大突破。

（四）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
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这对苏联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

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

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及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等，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引起苏联人民的不满。

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往往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就实行过工业化“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从那时起也长期采取“赶超”发展战略。

“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工业化“大跃进”得出的严重教训。

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严重脱离了现实可能，脱离了现有的实际发展水平，而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指标，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

对苏联上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从亲身经历中得到过深刻体会，并因此吃过苦头。

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

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

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意义的新的阐发，对发展模式的新的选择，是对苏联国民经济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继而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入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

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

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等，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

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

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

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的。

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与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9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与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并进行突破的。

既然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着手改革的。

邓小平同志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
邓小平同志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

这样看来，邓小平同志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一系列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总体战略的整体改革，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无疑是对此前世界存在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近些年，分别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领导人，又进一步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

这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

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上述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脱离现实可能条件的发展；一切从国家出发、从强“国”观念出发、而不以“人”为念、不
“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不是以市场驱动、而是以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为恐吓机制，推动建设和发展的错误方针——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党的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建设实践，是有本质不同的。

这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更大踏步地走上了一条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七）不能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观念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与其有质的不同，就不能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看作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视作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应是二者分离开来，加以割裂。

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当前，正当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却利用各种机会在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问题上做文章，无视邓小平同志有关苏联体制模式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全面突破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对它加以颂扬，这实际上是同我国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所有了解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过程，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的有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了解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全面突破的中国人，都不应该这样不加分析地肆意颂扬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而应该清楚摆正自己在目前时期所站的位置和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