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刹马镇》的解读两种(决战刹马镇影评)

《决战刹马镇》的解读两种(决战刹马镇影评)
《决战刹马镇》是导演李蔚然的电影处女座。

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广告人。

他的成功不单单是因为他执掌着中国最好的广告公司，更是因为他是获得了国际大奖The One Show的第一位中国广告人。

他能够用他的镜头感动The One Show的美国评委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被意识形态强暴的文化环境之中，无数导演，编剧们的镜头，墨水都是清一色的红艳艳。

李蔚然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表露不一样的情感和不一样的关怀。

他关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用清醒的眼睛关注着浆糊一样的现实。

一部《决战刹马镇》，表面上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喜剧娱乐片，但其成功的因素不是因为缺乏生活深度的无厘头笑料，而是因为他触动了中国人意识深层中对于自身以至整个民族生存状态的理解和体悟。

他讲述的刹马镇中的众生就是我们身边的众生，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生存状态——至少是见证过这样的生存状态。

无论城市如何发展，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甚至比这个状态还要糟糕。

他所表达的不单单是中国人的质朴和善良，更是一种对于贫穷、愚昧现实的无奈和自嘲。

李蔚然在《刹马镇》这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既有社会问题，又有思想冲突。

有些问题活现在我们眼前，也有些问题隐藏在镜头和台词的背后。

下面，我仅仅截取其中两个侧面来做以解读。

一含蓄的鲁迅：作为社会批判主义的刹马镇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有着一只犀利的笔——骂尽天下可骂之人。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着社会不幸的现实以及创造社会悲剧的人物和思想。

就其手法而言，对于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要捡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人物加以综合，凝练成艺术形象，然后再加以鞭挞。

比起鲁迅，李蔚然在电影中的综合、凝练、鞭挞都显得颇为含蓄，甚至说让人难以察觉。

李蔚然在这部电影中通过情节的设置和铺排引入了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

其中最为明显的，且最先出现的是村长唐作鹏与主任之间的冲突。

冲突有两个，第一个冲突是两个男人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春娘。

但这一矛盾只是电影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掉它。

而第二个冲突是二人关于刹马镇未来经济走向的分歧，唐作鹏认为应该发展旅游业，而主任则坚持要种西红柿。

这个冲突才是导演\作者着力要表达的东西。

在这个冲突背后不仅仅是两个领导谁更聪明的问题，更加是在集权社会之下，经济发展应当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这里唐作鹏实质上代表了根据市场情况对经济发展方向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路线。

而主任则表现出了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

根据情节的发展，唐作鹏的路线被证明为正确——恰当地利用了刹马镇的历史文化优势构建起来卓有成效的旅游经济。

而主任的西红柿计划被证明为荒谬绝伦。

这样的情节，我们不禁看到了导演\作者对于过去存在过的，并在现在仍然阴魂不散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无情嘲讽，更是对于后来所实行的禁锢重重，步履维艰的市场化进程的无声拷问。

当一部电影作品具备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现实的反思，它才会真正在艺术的血液中沉淀下来，坚固起来，成为承载和支撑艺术的骨骼。

中国的市场化还会继续下去，无可阻挡的继续下去。

而市场化背后的那种崇尚自由的价值也将随着这样的艺术品渗透、浸染到这个民族的灵魂之中。

这样的作品将如同鲁迅的文字，为我们的民族撑起坚实的精神脊梁。

但对着这部令人感叹的艺术作品，我不禁生出另一种感想。

我认为刹马镇最为缺乏的不是金钱，而是教育和启蒙。

它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村的代表。

它概括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生活方式，持有这种生活方式的村民好像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群野蛮人。

外界现代文明如何发展似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走向富裕不是依靠知识，体力。

而是依靠所谓的旅游资源（一种纯粹偶然的外界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实质上脱离了现代文明和主流社会。

他们不具备现代化的生产能力，因为无法构成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他们不能通过为现代社会提供有形的精神、物质产品来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作为村长的唐作鹏是一个“土匪”的后代，当然不懂得教育带给人的价值，他只能是选择依靠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来致富。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唐作鹏的后代依然是刹马镇的村民，刹马镇依然只是一个可怜的穷乡僻壤。

如此往复循环，刹马
镇将一直徘徊在现代文明之外。

我深深觉得：比起作为穷人，作为野蛮人才是刹马镇人民的真正悲剧。

二哲人王唐作鹏：作为精英政治模板的刹马镇精英政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于哲人王的期盼。

柏拉图哲学戏剧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将荷马史诗中作为历史主要推动者和民众幸福缔造者的英雄（也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为了所谓的哲人王。

他对于强势的哲人王的偏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他自己受到过民主制的伤害，毕竟民主政府杀害了他敬爱的老师。

他也看不惯民主制下个体自由的无限膨胀——《尤叙弗伦篇》中，他似乎很反感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大义灭亲的行为。

他更无法接受“愚昧”的民众可以共同为城邦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

他这样一个准统治阶级（僭主的亲戚）怎么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呢？他怎么愿意看到自己（的亲戚）在施行权力的时候受到民众的制约呢？这好像就是所谓的阶级局限性。

在电影中，刹马镇这个落后、蒙昧的偏远农村充斥着愚蠢，贫穷的民众，他们都在糊里糊涂地生活着。

对过去没有思考，对现在无法把握，对未来没有概念。

这里没有思想，没有宗教。

文明的火种似乎从未在这里点燃。

他们的生活将不断地为着不同的目的在刹马镇这个地方打转转。

于是，稍有头脑的唐作鹏就成为了一村之长。

唐作鹏有如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对于村民和外来者始终保持着绝对的强势。

并依赖这种强势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并最终使得情节圆满收场。

刹马镇居民本身就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和权利，离三权分立、权利制衡这样的概念更是遥远。

同时，红色意识形态也没有刻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和美好社会的期盼。

他们只知道要赚钱摆脱贫穷，却从来不知道贫穷的根源在哪里。

他们不曾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却把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奴性却毫不保留地继承了下来。

在影片一开始，居民对于土匪是无比软弱的，之后居民对于村长唐作鹏和外来的诈骗犯来说都是无比软弱的。

在这样的集体软弱之下，唐作鹏这种坚毅、勇敢、聪明的人物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领袖。

这样，唐作鹏个人的坚毅、勇敢和智慧就成为了刹马镇的坚毅、勇敢和智慧。

在电影中看来，这样发展对于刹马镇来说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唐作鹏这样一个具有哲人王气质的领导，尽管其眼光有限，却依然以智慧和责任心带领着愚蠢、短见的村民创造了经济的奇迹。

这是崇尚英雄的古典政治模式的成功。

但那终归是古典时代的神话。

我要说的是，这只是电影中的理想世界。

现实中的唐作鹏是否会真的这么好心，真的一心为村民造福？这是值得怀疑的。

没有制约的权利一定是腐化和滥用的权利。

唐作鹏无论有多么聪明，无论有多么负责任，都应当在他身后设立某种监督制约机制。

以预防一旦唐作鹏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或者即将要做的时候，可以有某种机制将他手中的权利拿走。

此时的唐作鹏是好的，不见得以后的唐作鹏就是好的，即使将来唐作鹏的心是好的，不见得他未来的方针政策就是好的。

公众的福祉在于将适当的权利，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交给适当的人。

对于政治权利的谨慎是人民幸福的前提。

唐作鹏此时此地的作为和品质是刹马镇人民的幸运，但也仅限于此时此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