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理性看待民族主义

全球化背景下理性看待民族主义

一、全球化视野下普适价值的形成

“普适价值”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有普遍影响力的价值观，即超越了具体国界和民族文化，具有全人类普遍性，能够为不同社会群体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它的形成主要源于全球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风险共担的地球村。世界风险社会使公众话语和社会科学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这些“风险”不仅与各国家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还波及生态、政治等领域，在全球范围达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不是任何国家和组织依靠自身力量就能够圆满解决的，需要集合全人类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打击毒品走私、反对恐怖主义、预防核辐射、控制传染病传播、防范金融风险、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保护国际人权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一种“全球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文化所反映的就是普适价值。如果不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和落后文化传统的羁绊，遵循普适价值原则构筑对抗全球性风险的“联合体”，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这种价值认同是建立在人类趋利避害的共性基础上，是各主权国家为了寻求自身长远发展在特定条件下达成的“攻守同盟”，从而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一种现实的社会动因。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不同国家间的经济依赖日益密切，这为各民族的思想沟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为“全球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外在环境。大多数国家意识到，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夹杂着糟粕内容，对历史采取一种普适的扬弃态度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明智选择。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也逐渐发现，实现现代化中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予以解决，而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有普遍约束力的公理开始为各国人民所接受。在不同价值主体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我们应摒弃在各民族孤立发展阶段形成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心态，倡导一种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看待和思考问题的价值观。这是实现全球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然选择。

二、全球化对传统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中不同民族文化的趋同，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经受着猛烈的冲击。“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整体忧患意识、自强意识、赶超意识，如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能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心、凝聚力。”[1]然而，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色彩的情感力量，狭隘的民族主义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下，导致对于世界的孤立情绪和对抗意识，自我封闭、夜郎自大，从而自绝于世界大家庭之外。

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具有这种自大的局限，处于相对封闭又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和信息传递又极不发达，使国人几乎不能接触外面的世界。这种封闭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比周边文化更先进、更完美。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列强船坚炮利的到来，我们引以为豪的传论文联盟整理统文化在外族文明的冲击下，影响力、吸引力步步后退，中华民族也开启了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百年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国人开始有了“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复兴起来，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和文化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与西方对峙的情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相关政治事件，均成为民众抒发宣泄爱国情感的导火索。究其内在的深层根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的骨髓和精神生活之中，

使得国人尤其是心怀“愤青”情绪的年轻人在评判本国与外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时，难以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而倾向于以偏执、好斗的狭隘心态看待当政者处理国际纠纷的做法，认为对于“敌国”任何温和的态度和言论，都是“软弱”和“无能”的外在表现。这种心态反映出突然崛起的落后国家的人们面对前后境遇差别的一种落差心理。这种心理固然反映了民族屈辱的历史给国人造成的巨大伤痛，但是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面向世界、展望未来，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才是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明智之举。

三、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从长远趋势来看，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潮必然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特点，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2]，积极融入到公共视野下普适价值观的建立中，并对民众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适当控制和科学引导。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仅应当是“本国公民”也应当是“世界公民”，因为“世界公民”的产生基于一种更为根本的认同，即对人性的认同。这种价值认同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之间实现沟通的重要基础，不同人类群体在道德信条和社会实践上有着跨文化的相似性，即使从未发生过文化接触或社会交往的不相邻地区，也有着某种相似的准则。虽然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条件，但是都含有基于人性基础的共性内容，这是由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内在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这种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共性是人类文化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基本依据，是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逐渐达成的文化共识。这种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趋同，正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也表明，一种文化与其他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冲突和融合，是保持生命力，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的重要机制，是文化演进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要摒弃任何文化优越感、民族优越感、种族歧视和文化霸权，又要抛弃在强势文化面前的自卑与缺钙，以彰显平等性；既要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以彰显包容性；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也要自觉剔除这一文化因社会变迁而带来的种种不适，以彰显时代性；既要推进民族的主导文化，又有多种非主流文化发展，以彰显民主性。

因此，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大胆吸收和学习人类道德文明的积极成果，掌握鉴别取舍的标准，对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借鉴，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并在与世界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论文联盟整理程中，一方面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产品予以内化和认同，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世界性的支持和接受。只有这种开放、理性的民族主义，才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民族主义，才能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屹立不倒，取得更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