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

【课外阅读】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黄永玉先生有过一些通信往来。

他在一封给我的回信中，曾慨叹，自己写信极少，同时也觉得没有几个人是可以写信的。

戏剧家曹禺是黄永玉先生难得的几个可以写信的师友之一。

黄先生给曹禺的一封信，曾经引起文艺界许多朋友的好评。

这封信是想“敲打”他尊敬的曹先生的。

2010年9月，在纪念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南方一家报纸采访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先生，梁先生说，《雷雨》是曹禺二十三岁时的作品，那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雷雨》首先在天津上演，引起巨大轰动。

文艺评论家李健吾说《雷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是一个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自《雷雨》之后的十年间，曹先生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几个可以传世的剧本。

但是，在后来的大半生中，五十多年中曹先生只写了《明朗的天》和《胆剑篇》加上只写了一半的《王昭君》，一共仅两部半。

现在人们已很难得再提起这些剧本了。

对曹禺的创造力的失去，黄永玉先生深有所思。

黄永玉在闲谈和文章中，一直称赞一些外国艺术家一生中都拥有的旺盛的创造力。

毕加索和罗丹是他经常提到的两个人。

毕加索，一生创作不休，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时，还画出了许多传世佳作。

罗丹在他的前半生已攀上了欧洲的艺术顶峰，在后半生的三十七年中，仍然不倦地为取材于但丁《神曲》中的与当时的建筑紧密结合的巨大“艺术工程”呕心沥血，直到逝世。

黄永玉先生有一位美国剧作家朋友阿瑟﹒密勒，黄先生到美国访问时，曾去他家小住。

密勒什么事都强调要自己动手。

他们家的桌子、椅子都是他自己用木头做的。

有时，他带着黄先生夫妇，带着锯子、斧子，到森林里去砍木头，然后自己开着拖拉机把木头和黄先生夫妇一起拉回来。

黄先生曾去剧场看过他排戏，那个一丝不苟的劲也是很为感人的。

对照着密勒与曹禺，黄先生忍不住给曹禺写了一封长信。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

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

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
“良工不示人以朴”。

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密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

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密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

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密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

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

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

一个也不喜欢。

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
1983年，密勒应邀为北京人艺排演《推销员之死》，专程来北京，曾经去过曹禺的家。

后来出版的《阿瑟﹒密勒手记》有这样的记录：
我们今天到曹禺的住处吃午饭。

曹禺总是热情洋溢，好像总要惊叹、过度赞扬某件事物。

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即使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来，那上面的书法十分漂亮。

这是他的老友，大画家黄永玉的来信，曹禺为我们逐字逐句地念：“我爱祖国，所以爱你。

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

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他对我和英奇、英若诚和吴世良，以及他的两个小女儿读着这些尖锐无情的批评，神情激动。

这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我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英若诚坐在他的另一侧，翻译出每一页横排的龙飞凤舞的八行字。

每一行，都在宣判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死亡。

热情的问候之后，紧跟着对已逝才华的惋惜。

我一时觉得这是个笑话，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在最后一秒钟把残酷转为优雅的嘲讽，变成鼓励的假设。

这封信很长，曹禺感激而恭敬地把它装裱、收藏起来，又把它读给大家听，他这样做时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
从1949年7月当选为文代会的主席团成员后，曹禺，一直做着文艺界的领导工作。

他为人太好，对上好，对下也好。

事无巨细，都要出面办理。

他很在乎上面下面对他的印象。

客观地说，他也多次有过写作计划，也下去深入过生活，收集素材，一次次动笔，甚至到晚年，都有过写东西的念头，但是他找不回当年的激情了。

也许他如黄永玉说的那样是“为势
位所误”，也许是别的原因。

因为还有一些老作家也有过各种想法，也未能写出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作品。

在今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之后，这事儿也得好好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