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的挑战

美元霸权的挑战
三、国际金融资本的近期攻势：汇率战
（一）中国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导致(以人民币计算的)兑换损失
所有国家都要有外汇储备以规避货币攻击，正如1997年亚洲危机之鉴所警示的。

这种攻击通常会使货币贬值。

投机者看准一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央行，然后借更大一笔钱，将该货币低价卖出以使其贬值，从而掏空该央行外汇储备。

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弄跨英格兰银行时，最早玩过这一手。

马来西亚的反制措施是不准国际玩家通过购买本国货币来赢得赌注。

马来西亚的反危机成功事例表明货币控制使投机者无法把他们的兑换赌注“换成现金”，打破了他们将本币贬值的企图。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投资者想提高人民币兑换率。

外国热钱流入中国的银行，尤其是美、英以及其他外国公司的货币在华泛滥。

中国央行发现自己要么把美元循环回外国央行；要么让人民币升值，当本币相对于自己储备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升值的时候，最终承受(以人民币计算的)损失。

与此同时，投机者和持有中国财产的外国人将享有免费大餐(资产升值)。

这在中国经济内部造成的影响是：中国要面临流动性过剩而抬高房地产和其它资产价格的危险，负债率相对于土地、房地产和商品价格升高。

同时不得不购买以美元结算的不断贬值的外国债券。

问题是中国应对外国货币流入自己经济系统的最佳方式何在？
中国的重要反应一直是在矿物资源和其他对其长远发展必需的进口品生产领域进行投资。

但这一选择受到两个限制，一是外国保护主义对境外资产投资东道国资源和农业土地的限制，二是来自国际投机者用白来的钱(比如美国政府给美国公司或投机商的贷款——来自中国的免费午餐)收购这些资源的竞争。

所以中国的过多外汇储备还在增加。

传统上，央行用余钱买入“世界货币”——黄金。

黄金的优势是其贮藏价值，原则上可以让央行避免持有美元而蒙受损失。

国际收支中以黄金支付逆差还可以限制他国实施长期赤字政策的能力，尤其是在战争开销上。

此乃美国外交官拒绝回归金本位的原因。

在20世纪60 年代，外国政府请求美国财政提供黄金担保。

美国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海外军事支出造成的过多美元都流入了法国(控制了印度支那的银行业) 、德国(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的出口商和主人) 以及日本 (美国的休闲基地) 的中央银行。

法国和德国将手里的美元换成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消耗殆尽而黄金价格升高(美元相应贬值)，因而承受巨大压力。

为遏制戴高乐治下的法国央行以及德国和其他国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财政给出了黄金担保——如果美元贬值，这些外国央行不会蒙受损失。

今天，美国不可能以黄金做担保，也别指望国会会通过类似协议。

过去，常常是总统或行政部门与他国签了贸易或金融协议而国会不予承认。

美国财政部可以担保中国的官方美元储备相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安全，或对于任何中国政府想保有其外汇储备的货币是安全的，包括从欧元到后叶卡特琳堡[①]的多种货币混合。

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是稳定的。

所有西方货币都在无法支付的大量负债的重压下挣扎。

美国财政部欠外国央行四万亿美元，而美国对如何支付这些欠款一筹莫展，因为美国面临如下长期结构性赤字：海外军事开支、进口依赖和资金外流。

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美元当成“烫手山芋”而尽量减持。

但保有欧元和英镑的前景也不美妙多少。

今天，大多数央行通过把美元流回去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的循环来压低汇率。

这种回流使得美国可以为其海外军事开销以及其国内预算赤字(大多也是军事用途)融资，自20世纪50 年代以来一直如此。

结果是，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外汇血汗钱构筑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军事基地链来包围自己。

这种局面本质上不稳定并且是自我戕害。

国际货币储备仅仅依赖某一政府无法偿付的高额欠债的时代开始结束，尤其是这种负债大多用于军备用途。

理所当然，由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美元不再适合承担这一角色。

自1951年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开销(大多在亚洲) 占了其债务的大头。

并且，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除了农业、娱乐和贩卖军火方面有顺差外)。

这种关系太一厢情愿，一边倒，不可能长久。

问题是，解决的最佳途径何在？只要这种外汇增加是以中国向美国和欧洲政府提供免费贷款的形式持有的话，那么，任何解决方案就必须包含中国不能再积聚外汇储备。

（二）重新估价人民币会加剧中国的金融问题而无助于稳定中国贸易
美国经济界和外交界叫喊提高人民币汇率会帮助中美之间的收支平衡。

但美国的逆差是结构性条件造成的，对兑换价格的变化不会有什么反应。

如前所言，一项大宗资金外流就是海外军事开销。

另一项是在金融领域，用来收购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

美国投资者自己正在抛弃美国经济，主要转向中国以获取更大收益，也等着投机汇率获得大量收益。

重新估价人民币会让美国对冲基金和投机者白捡便宜。

预期中国人民币升值已经正在刺激大量热钱涌入中国。

通过迫使美国消费者(面对价格升高的商品) 付更多的钱,更高的人民币汇率会导致更多美元在贸易中流出美国，流入亚洲。

与众多的“自由贸易”假设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贸易对货币价格的小范围波动没有反应 (经济学术语称之为“价格非弹性”)。

20世纪80 年代日本提高了日元兑换率，而其贸易平衡却没有改变，便是前车之鉴。

结果是美国消费者花了更多的钱来购买。

这也就是为何近期人民币已升值21%，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却照样增加而非减少。

同样，日元自2009 年秋以来已经大幅度升值，但其外汇储备却还在增加。

即便中国重新估价人民币，其出口价格也不会按同等比例增加。

这是因为进口的原材料，以及出口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机械和其它成分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价格(基本是按美元结算的)。

因此，人民币价格升高会降低这些进口货的美元价格。

出口品价格的大约一半与进口物资的世界价格直接挂钩。

如果人民币相对美元升
高10%，则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物资的价格(以人民币计算) 会降低10%。

出
口价格的一半不受影响，结果中国出口的整体价格只会增加5%。

由于贸易格局积重难返，所以要大规模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人民币的重估需要有量子式的迁跃。

小打小闹的重估不能满足美国外交家的要求。

除非重估范围巨大——差不多人民币要升值40%左右——否则中国的贸易盈余不会减少而可
能还要增加。

在道德上，如果美国的目的只是想真正改变出口格局，则根本无须美元贬值，除非原本就是为贬值而贬值(40%左右)。

1933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他把美元相对于黄金贬值40%！法国努力为法郎保值，结果经济崩溃。

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但不升到疯狂的地步，则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会增加，而不会象某些垃圾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会减少。

届时，美国又会指责中国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而要求中国降低利率 (制造泡沫经济)，让中国经济垮掉。

总之，要
你左右为难，都是你的错。

其实，问题根本不在汇率上。

（三）以低利率创造更多国内信用会使中国经济更不稳定
逼人民币升值的下一步，可能会像1985年及其后来强迫日本签定的广场协议和
卢浮宫协议那样行事。

[②]人们被告知，国际收支盈余的经济体要“恢复平衡”，办法是放松银根，刺激资金外流。

结果就是制造出金融泡沫，颠覆产业竞争力并使银行业因负债累累而一团糟。

日本当年同意让便宜的、过多的信用充斥其经济，动摇其产业，让房地产业背负债务，自20世纪1990 年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已经20 年了！中国理应全力避免重蹈这种政策的覆辙。

四、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汇率战
正如上所述，美国针对中国的所有经济战争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取得对中国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取得对中国资产的控制权。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最重要的是要推动中国金融自由化，使中国经济金融化，也就是高度债务化，这样具有巨大金融力量的国际金融资本就可以达到控制中国资产的目的。

所以中国应对的第一个根本性办法就是：为了避免现正扼杀西方经济的那种不必要的债务重负，中国应该把债务杠杆率降到最低，并且限制银行系统制造信用购买现成资产的能力。

尤其要严格限制境外银行分支机构，使其不能帮助母国在中国进行货币投机，或从中国经济榨取金融收益。

价值万亿美元的信用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五分钟就可以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然后迅速淹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

这简直是把货币市场变成了打群架——警察袖手旁观或已经被某一方收买。

中国应对美国汇率战的办法之二，可以购买更多的外国资源和资产以平衡中国国际收支。

中国已经寻求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以备自己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

但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中国还有很多外汇盈余。

多数国家用这些盈余收购外国重要经济部门的资产。

英、美、法这样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当年美国国际收支盈余时，它坚持要他国对美国敞开市场，以支付债款和贸易逆差；要求
债务国出售其公共基础设施、工业、矿物产权和主导行业，以便美国投资者“恢复收支平衡”。

但美国不允许外国对美国如此作为。

这种不对称是造成美国私人部门的高收益和外国官方美元投资低收益之差别的主要原因。

美国政府拒绝行为对等和对称，不许中国用美国公司购买中国企业的钱返回美国收购美国的重要企业，尤其不能购买金融和银行的企业，是上述非对称局面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中国盈利达20%，中国只能在美国赚1%的利息。

中国应对美国汇率战的办法之三，买回外国在华的投资。

未来的趋势应该完全避免囤积外币。

如何做到呢？欧洲政府提供了一种选择：用多余美元按账面价值购买美国在欧洲国家的投资股份。

其实，中国可以对美国这么说：“我们让你们在我们的工厂甚至银行投资，允许你们参与我们重要行业的经营，甚至享受特别优待。

你们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是经济经营的最有效方式，可你们美国却不按同样的建议行事。

你们不让我们用你们在华投资的美元以及我们出口换来的血汗钱在你们国家进行相应的投资。

”中国还可以说：“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他资源，理所当然地属于任何一国的主权。

我们接受这一国际法原则。

同理，我们要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

我们愿意按国际法行动，按你们会计师申报的账面价格购买你们的投资。

这样做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使国际货币兑换稳定。

考虑到美国消费市场萎缩，迫使我们转向国内市场，我们这么做就再自然不过了。

”如果中国这样做，就会拥有美国在中国的公司。

美国害怕中国发现在全球金融牌局中自己手里有许多大牌可以打，但美国假装不看中国的手，假装无视中国手里的大牌。

中国必须这样做，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不是中国欠别人，而是美国和他国欠中国。

问题是如何叫停更多大宗美元流入，抢购中国的财产和资源。

中国弄一大堆美元在手里干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想拥有更多的美元，因为除了把它还给美国或者付给美国套利者和其他金融投机商以外，没有什么用处。

中国的问题是：这个民族馈赠了自己的出口和出售了自己的工业，但只换来一些纸币，甚至只是一些电子信用。

这些美国国债甚至都不算公债了。

它们只是键盘上的电子光斑而已。

结果是，中国人民拼命工作，中国大量出口供美国人消费，而中国得到的只是电子键盘上的几个输入，可能根本不会兑现。

美国根本就不打算还钱，即使美国政府能够还钱，愿意还钱，美国经济也根本做不到，它不可能实现国际收支盈余来赎回它花的钱。

所以，实际上，中国是慷慨馈赠而一无所得。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劳动产品白给别人呢？干嘛不用它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呢？你问我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里积累的生产能力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发展自己的国内市场，依赖中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不是美国消费者。

显然，美国在华投资的股份持有者会抱怨说，他们的股份价值超过账面价值。

这倒是真的，这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者努力不让美国政府实施反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

但面对美国政府拒绝他们的建议而“自行其事”地推出反华策略，中国不是在擅自行动，而是对美国出招的反应。

并且中国肯定会得到有同样遭遇国家的支持，因为美国把它们的对外投资政治化。

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出现过，当时美国政府指示美国公司的驻外分支机构实施冷战政策，不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经济体进行贸易。

外国政府指出，美国给其驻外公司分支机构下如此指示是不适当的，这些机构理应遵从所在国的法律，而非美国的法律。

这一问题在制裁伊朗和其他国家时又重现。

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国。

我期望这是外国——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

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资产的公平价格。

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

此项政策的含义和妙处，我宁愿在适当的时候做详细的口头解释，在此不赘述。

五、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其他政策建议
（一）需紧迫出台的政策应是着手税收改革
不健全的税制导致人们窃取公共资源。

中国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每两年一次重估土地的价格，把增值的部分以某种方式转给公共部门而不是留给房地产商。

约翰·密尔说过：“土地在睡眠的过程中，就会增值并转移到私人手里。

”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前，一直主要依赖于对地产和垄断行业的税收。

政府的传统做法是，每两年重估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然后通过物业税将这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收为政府所有，并以这些税收收入支持地方政府在公共福利（教育、医疗等）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稳定地削减物业税的税率。

不征或少征物业税，将刺激房地产泡沫，短期内能够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税收收入。

但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将没有税收收入来源，只好将纳税负担转移给劳工和产业资本。

这种转移届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原先的征税对象房地产和垄断行业构成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对劳工和产业资本增税将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

美国加州政府的困境就是源于此。

加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大幅减免物业税刺激房地产泡沫，最后泡沫破灭后，政府没有财政收入，只好让公务员一年只工作10个月、领10个月的工资，由于没有钱维持监狱，只好将犯人放到大街上。

政府遏止此类资源攫取是相当容易的，所需要做的一切是向已私有化的房地产、地下矿产资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征税。

该税种的好处是，它将削减工业和劳工承受的财政负担。

这将改变税务制度，使工资和工业利润承受的税负转移到由自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或垄断权所产生的租金收入。

政府将为此公布那些想将攫取资产转移走的食利者的收入。

根据国际法，租金税和物业税是合法的，只要将之平等地应用于国内和国外所有者。

该税种可谓源远流长，一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

普京在俄罗斯的反新自由主义措施之一就是支持资源和租金税，他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主要成为占有资源和租金的活动。

（二）国际货币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
中国的办法应该是，与其他国家共同建立自己的货币集团，尤其是与和中国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如俄罗斯。

过去十年来，我不断听中国人说，我们让人民币和美元一样也成为世界货币好不好，怎么说我们也是经济大国了。

问题是要让你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别的国家得持有你的货币；让别人持有你的货币，你就得是国际收支赤字。

中国还不想有国际收支赤字，那他国如何能持有人民币呢？中国需要保持美元储备以防被人打劫。

亚洲就在1997年的危机中被劫掠了，美国政
府对韩国说，要想避免崩溃，就必须把银行和其它重要部门卖给美国投资者，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中国必须保护、防卫自己的经济。

所以，中国保有如此多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规模远超过纯“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障范围。

我的解决方案是：既然现在中国拥有如此之多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中国可以提出，我们要和俄罗斯、巴西、印度合作，建立自己的货币经济区。

中国可以起到德国在欧元区中类似的作用——作为主要的收支盈余国。

但中国需要她的货币伙伴实施国际收支赤字政策，以便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非美元的通用货币。

世界不需要美元了。

人民币汇率的解决不在于改变人民币价格，而在于改变世界金融结构。

（三）限制美国的军事扩张
美国在全世界132个国家部署有725个军事基地，美国这一庞大的基地网络构成了一种新式帝国——一个由军事飞地组成的帝国。

为了控制全世界的海洋，美国维持了近13支航母打击大队，它们构成了流动基地。

美国还以基于卫星的武器
开始使外空军事化。

所有这些支出增加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在1971年前的越南战争期间，那时的金汇兑本位制对美国的海外军事支出具有强
制性的约束力。

然而，1971年以后，由于美元霸权，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正
以比美国军事开支大得多的规模补贴美国双赤字。

一直以来，在世界地缘政治中，一条颠扑不破的公理是，帝国的野心最后必然导致陷入债务国地位从而牺牲其金融权力，最后维持不下去。

一旦中国在金融上独立行事，亚洲就可以发出类似美国门罗宣言式的军事原则：滚出我们的半球。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如果美国不能有来自海外资金的流入，就根本不能继续保有军事基地，除非榨干美国人民。

那它的经济就会像当年苏联一样被过度军事开支扼杀，只是美国的境遇会更糟糕，因为其国民、企业、农业、各州和城市乃至联邦政府都已经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我以为，只有这样，世界才能把自己从源自美国的债务爆破和金融剥削中拯救出来。

现在美国已经陷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潭，它连干预委内瑞拉的精力都没有。

自越战以来，美国不可能再搞义务兵役制，因为老百姓反对，也就不能征兵了，美国现在是雇佣兵制，需要花很多钱。

这就说明美国不可能通过派兵去占领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派兵占领一个国家的方式被颠覆了。

当今的美国政府只能搞核武威慑和空军轰炸，但这两个对中国不是威胁。

所以美国只能在中国边境挑衅一下，就像美国只能在俄罗斯搞些动乱而已。

这不是个大事，不必操心。

美国的目的不是占领中国，而是控制中国。

中国限制了美国的军事扩张后就可以限制其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压力。

（四）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促进投资和就业
中国并不需要大量外资。

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做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情——维持预算赤字，以保持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虽然货币主义者声称政府信贷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信贷比私人信贷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民主政权发放的公共信贷趋于用在有利于长期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而银行则更愿意为财产泡沫、不动产和其他现有资产融资。

（五）孤立离岸资本逃离和免税中心并管制帐目转移
近些年，大量公司在逃税港注册虚设的分公司，以此作为手段，实现公司间的帐目转移，从而逃税和躲避其他法律的制约，这削弱了各国税法和相关法规的执行。

反制战略是简单的。

各国金融系统和税务部门可拒绝承认那些离岸中心，就如美国及其盟国孤立中国、俄罗斯、古巴、利比亚和伊拉克许多年那样。

然而，可以预期，美国将反对根据上述路线创建一个更好的经济秩序的努力，它将施压阻止该秩序的形成。

这就需要地区性协议，实现各国的联合。

六、世界希望中国崛起
美国政府的利益不一定就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许多政府背后都有利益集团。

有消费者，有生产者，有工业集团，有政府，有金融集团，等等各种利益集团。

对美国消费者来说，穷兵黩武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军备增长会威胁他国，同样会伤害美国，而只是给军事工业集团带来好处。

所以假如中国划一条界线，从此不再接受美元，并声称更多的美元都会用来买断美国企业，那么这对美国整体来说是坏事吗？美国政府会抗议，被买断的企业会抗议，但对世界来讲不是坏事。

如果地球上存在不止一个军事强权，世界会发展得更好，重心越多，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越多，世界就越健康。

世界需要进一步非中心化。

在这方面，中国的崛起具有积极意义。

现在看上去欧洲不在崛起，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在崛起。

因此，中国一枝独秀，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我认为，中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很好的事情，市场就是这样发展的，世界也该这样向前发展。

但是，奥巴马政府任命的内阁班子几乎和小布什的班子没什么差别，政策上也没有变化。

他重新任命了伯南克，任命了华尔街提名的盖特纳当财长，任命盖茨掌握军队。

本质上，从共和党政府到民主党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法律上基本没有改变，似乎只有一个政党，改变的只是让人稍感愉快的新面孔。

这不是偶然的，当然是人为造成的，因为美国的总统竞选主要靠资助，而捐钱给奥巴马的与捐钱给小布什的是同一批人。

同一批银行游说团，同一批银行家，华尔街机构设计的同样东西，能不一样吗？2008年美国民众不高兴的时候，保持现状的办法是许诺“改变”，然后什么都不干。

蛊惑民心的政客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手里有一个单子：第一栏标题是“不变”；然后他们让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民想要什么，于是第二栏的标题是“改变”；最后他们把第一栏下的每一个政策都冠以民意调查者从第二栏“拿”过来的名称，进行偷梁换柱。

结果是奥巴马的“不变”方针被叫做“改变”，完全出于选举目的，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在法律制定中起了作用。

这就是民主党安抚人民和自我安慰的办法。

今天，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欧洲人都希望见到一个和平的、多极而非单极的世界。

他们坚信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应该享受免费午餐或在军事上控制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个自由的世界市场经济。

最终，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会按照对称的——对所有参与者都一样的公共规则形成。

数十年前，哈佛经济学家赫尔希曼(Albert Hirschman) 从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呼吁美国停止在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

今天美国经济遭受主要由军费造成的长期国内预算赤字以及长期经济透支的困扰。

减少军费将为美国经济解放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他国经济从军事预算中逐步挣脱出来。

这种逻辑获得美国公民和经济学家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