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子内圣外王的治国思想

浅析孟子“内圣外王”的思想

“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理想人格，内圣，是一种道德修为的理想境界，发自于内在的德性觉醒，要求人们要在个人的道德修习之上以圣人为标准，努力向着达到圣化之境用功，即使不能成圣，也要做圣人之徒。外王，是一种以德性修为而展开的德治的最高境界，它彰显于外，指个人在社会上之事功。它要求人在“内圣”有为的基础上将内在的圣德推而广之，及于社会，建立理想的“王道”政治。

内圣外王是合一的，不论是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还是荀子以推行仁义为目的的“王制”，都是把道德心性修养与政治治理过程完全糅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尤其在孔孟那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外王是内圣的必然走向；内圣的外在投射，即是外王，外王的内在依托，即是内圣，两者不能分离。

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点出了内圣外王之学的真谛、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铸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层面。孟子以孔子思想为其学术进路，做了进一步的掘深。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是自发的，孟子则在“性善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内圣的功夫。从内圣讲，孟子一善行良心为依据，为内圣提供了强有力的先验根据：以“万物皆备于我也，反身而诚”，强化个体责任的伦理内驱力量，进一步加强了由仁德达到内圣的把握。孟子讲修身以增强伦理信念的力度，一者需要排除欲念，“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二者需要经受艰辛磨难，“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外，可以抵御权威、利诱、贫苦、体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义利取舍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在内，可以使人坚毅于仁德的善心，以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达到“不动心”。此时的伦理善心有道义相配，因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理，发施于外时，功效就非常巨大。在此情形下达到人和而得民心、“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在“外王”方面，孟子认为有“王道”和“霸道”的区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就内圣与外王的关系而言，孟子偏重于内圣，强调以德定王，认为外王之道必须奠基于内圣之学上。在逻辑关系上，孟子认为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孟子之意是内圣必臻于外王，内圣是起点，外向推展为人们的认同，在扩展为民心的凝聚，最后推导出无敌于天下的结局。但是，对于内圣与外王的差别以及由内圣向外王的具体途径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内圣如完成，外王也就自然跟着完成。

在孟子看来，人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不论是对个人，还是

对政治社会，它都具有＂绝对命令＂的性质。＂居仁由义＂、实现存在本质，是所有生命的终极意义之所在，而政治社会既然为人而存在，并为而服务，则它也就必须以帮助人实现自我本质为目的，以人本质的内容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这样，孟子就自然地赋政治以沉重的宗教人伦使命。政治既已被赋予超越性的宗教人伦目的，也就必须遵循宗教人伦的规则，这就是孟子和儒家的＂内圣外王＂学的逻辑出发点和核心精神之所在。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分层应以圣化程度为依据、

圣化的极致与王权的合法性、王道与政治操作界面的宗教人伦化三方面。

总之，一切政治措施都应以帮助实现人本质这一宗教人伦理想为根本目的，其实施的最终目标就是一种人人均自觉遵守礼仪规范，努力奉行仁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