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大司徒》、《职方氏》封国之制考异

作者：宋怡心

来源：《丝绸之路》 2016年第16期

宋怡心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郑康成言《周礼》为周公居摄而作。其中国典朝章灿然齐备，堪称经邦之规则。

然考《周礼》所载封国之制、班爵禄之典、乃至畿服之制，均与其他先秦文献存在较大歧异，

成为历代学人聚讼纷如的焦点。考诸文献，可见《孟子·万章下》、《汉书·地理志》、乃至“孔传本”《尚书·武成》当中，同样存在封国之制的记述。考辨史源，足见《周礼》与上述

诸家并非同出二源，先儒对此亦有种种弥合之说。先秦礼典有应然实然之分，封国、畿服之制

之歧异即为一例。

［关键词］封国之制；先秦礼制；治国之道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21-03

一、《周礼》所载封国之制

郑康成采《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之说，言《周礼》为周公所作六典之礼，以之

居洛邑治天下。《汉纪》载王莽篡汉援经复古，“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其封

国之制亦仿照《周礼》而制定。“周公所作”之说虽屡遭反驳，难称定论，但亦足以反映出

《周礼》作为经邦之规则的重要地位。欧阳修《问进士策》赞曰：“（《周礼》）制礼作乐，

建国居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可见《周礼》

所载封国之制在古代经学与治国之道之中的显要地位。

考其书，则封国之制主要见于《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另有《夏官》——虽叙称“政官”，然其载实为复杂，亦有职方氏、量人、土方氏等职官，管理邦国封建、疆域划分等事务。

《大司徒》对封国之制的记载如下：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职方氏》说五等诸侯国之里数同，又载畿服之制：“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大司徒》中称畿，未称服）。

二、其他先秦文献对封国之制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注疏》载：

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盖周公之为《周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

行也。……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

馆臣小注：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武成》乃梅

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

《周礼注疏》提要谈及《周礼》封国之制，与《王制》、《孟子》、《武成》加以比较。

提要正文之中，未言《王制》，仅言《孟子》。馆臣中却以“《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

为由，认为其“不足以为难”。这一认识是否可为定论，犹待考证。厘清聚讼纷如的封国之制，需要探赜《孟子》、《王制》、《武成》的史源。

《王制》中的记载与《孟子·万章下》仅有细微差别，《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而《孟子·万章下》与《王制》之区别有三点：第一，叙述爵禄制度的顺序略有差别。第二，措辞的细微歧异。如《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叶时《礼经会元》：“《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

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第三，《孟子》缺少“其

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据明代徐师曾考证为错简。

清儒王懋竑曾言“（《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则《王制》、《万章下》成书先

后成为辨正其史源的重要着眼点。《史记》载“（孟轲）退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成书是十分明确的，无需赘言。故而厘清《孟子》与《王制》孰先孰后这一问题，重点在于

查考《王制》的成书。对于《王制》成书，前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汉文帝博士所作。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前164年）夏四月，文帝……

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卢植、孙希旦、朱彬等历代学人多

从此说。此说言其时代晚近，则史料采自《孟子》无疑。

其二，成书于秦汉之际。郑康成《三礼目录》云：“《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

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同样认为《王制》作于《孟子》之后，并未脱

离太史公之说的桎梏。

其三，孔子改制之作。俞樾称为《王制》为“素王之法”，皮锡瑞、康有为、刘师培、章

太炎等也支持这种说法。此说因政治诉求，略显不经，已为华友根先生撰文详加驳斥。

其四，成书于战国末纪。任铭善先生《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与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均持此说，阐述详尽，但对于《礼记·王制》与《孟子》成书孰先孰后，

则各持己见。任先生认为，若《礼记·王制》成书在前，则北宫锜无需请教孟子。王锷先生则

认为，当时容或有专载官爵制度的文献，北宫锜未必得见，故请教于孟子，于理亦合，并进而

论证《孟子》承《王制》之说，举出《孟子·滕文公下》节引《王制》文字之例，以证《孟子》引《王制》并非孤证；王锷先生又联系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包括“经”、“传”、“故训”

三部分之例，证明《礼记·王制》属于同样文献，亦有汉代经师故训内容掺入其中，从而将

《王制》成书定于《孟子》之前。

由此可见，《王制》“班爵禄取之《孟子》”并不能成为确论。因而考异《周礼》中封国

之制，不能将《礼记·王制》置于末位。

探讨“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尚需明确《武成》今古文问题。提要转引

郑樵《六经奥论》引孙处之言。孙处，据考证为北宋孙侔之初名；郑樵生活于北宋崇宁（1104）至南宋绍兴（1162）年间。而梅献本《尚书》约于317~318年立于学官，梅鷟《〈尚书〉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