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原理，一方面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另一方面，这一原理也有局限性，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片面性和不科学的方面。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必须与时俱进，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从消灭资本主义以巩固社会主义，转变为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和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良好的前提，并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封锁，我们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学习苏联，并且在客观上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逐步走向了绝对化，导致我们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资本主义成分是完全过时和绝对反动的，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认为两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尽管早在1956年底，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但这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实施。他在1955年曾讲过的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占了上风，1957年出现反右斗争扩大化，1962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更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至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造成十年“文革”的大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仍然把资本主义当成是洪水猛兽，加以绝对地拒绝和排斥。1977年3月，《国际贸易》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允许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开发资源，也不允许外国资本搞什么联合经营。1978年5月出版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指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在春季广交会上代表官方声称，中国坚决不准向外国贷款和不准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

我党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把马恩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套用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力图建设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王国，而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存在，以为对资本主义斗得越狠，消灭得越彻底，社会主义才越巩固，忽视了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中国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课题，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看成是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属于基本制度范畴的东西，结果把这些文明成果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许多是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的经验和规律的东西，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用的，甚至是不用不行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要改变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这也是一个曲折、复杂、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两种制度将会在这一进程中长期共存、竞争相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相互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要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来搞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作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上走向对话，它们之间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多种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文明的多样性的表现。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成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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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以“对抗”为主转变为以“合作”为主，从“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变为努力追求“双赢”的结局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的共处中，既对抗又合作始终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状况。由于两种制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两制国家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双方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两制国家之间又需要相互合作。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两者的对抗。现在，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广泛的对话和合作的前景，对话、交流、合作应该成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要摒弃冷战思维方式，共同关心和解决事关全人类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保护、资源浪费、毒品走私、艾滋病蔓延、核武器扩散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不能主要通过使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各国都赞同要把国际关系中的“共存——对抗”逐渐演化为“共存——竞争”模式。并且双方都应力争追求一种“双赢”的竞争结局，而不应片面强调要消灭对方。而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竞争中都曾谋求摧毁对方，采取了“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态度，摆出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架势。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表明，目前每一方都无法尽快地彻底消灭对方而使自己一方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不是强国支配弱国的单向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政治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双向性的依赖关系，是新时代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追求和实现“ 共存共利”的“双赢”。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阐明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处理两者关系的新思路。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两者具有根本的区别，并坚定地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跳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48)的新思路。这就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的世界上，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三、从片面强调坚持原则，转变为注重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过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片面地强调坚持原则，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其突出表现就是，与国内打倒“封、资、修”相对应，在国际上打倒“帝、修、反”。中国不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缓和与交往的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尖锐对立，甚至还同与这两类国家关系比较密切的民族主义国家尖锐对立，使中国的外交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40多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我们就同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人员不讲究策略，搞“输出文革”或采取不符合外交惯例的做法引起的。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不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就国内矛盾来看，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虽然有所调整和缓和，但仍然无法根本解决；就其国际矛盾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不同地域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中尤以“南北”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利用矛盾，在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舞台和回旋余地。

邓小平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孤立，也不受挑动，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在处理与别的国家关系时，“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P348)，一切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且主张，中国的外交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打牌，要同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策略问题上，冷静观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沉着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