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现代国家又兼具组织经济生活与调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功能。

所以，社会的阶级状况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

阶级的存在与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有时却会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加以抹杀或夸大。

二十世纪60年代，苏共中央曾公开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苏共已经成为全民党。

而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在极力鼓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多年后，全民党的苏共垮台了，消灭了阶级的原苏联各国，又重新回归了阶级社会。

而鼓吹“阶级斗争”的中国，也摒弃了“一抓就灵”的武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由此可见，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加以抹杀或夸大都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任何对社会阶级状况的错误判断都会使国家偏离正常的轨道。

阶级的外在表现与经济收入息息相关，但阶级的划分却并非仅视其收入多寡，而主要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而定。

各个社会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不同，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收入，也相对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和人生价值观（注意，是相对而不是绝对）。

如果一个社会的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分配的参与和公共生活的主导能有一个合理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就发展；如果大大偏离平衡点，则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冲突和动乱。

1.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
在中国，官僚集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阶层，形成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它又演变成以“四大家族”为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

而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蛰伏而现在正逐渐显现出来的影子阶层。

当一个政党在国家生活中长期占据执政地位，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化的相互关联的利益集团，国家官员的储备、选拔和任用都来自于这个集团。

表面上他们只是国家的高级公务员，但由于体制的关系，他们手中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左右重大人事、重大财务和重大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只是被人称作“特权阶层”。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
当时的“特权”还十分有限，只是在生活待遇上比常人优越些而已。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时期，他们手中的权力有了“寻租”的现实性，各种批条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货。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基本完成后，由于体制和制约的缺失，他们手中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了。

形成了所谓上一个项目，倒一批干部的局面。

许多要害关键部门的干部，成为黑社会的腐蚀对象，被成批成帮地拉下水，甚至整个机构都烂掉。

于是就有了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国家官员的薪水越加越高，但廉洁却并没有养起来。

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

如果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而没有党外的对手竞争，没有社会的舆论监督和分立权的有效制约，其高度稳定的干部队伍，必然官僚化，就有可能从“公仆”异化为“主人”。

另外，另外，自工业体制改革以来，从官僚阶层中又分化出来一个新的阶层，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经营着中央和各级地方国有企业。

由于他们所管理的是“国家”，所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以他们同属于一个阶层，既“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

虽然这个“国家”在宪法中有明确的定义，但显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明显地蜕变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异己。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有资产经营者手中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多的权力：重大人事的任免权，分配机制的决定权和企业经营的决策权。

而这一切由于工会监督作用的弱化，越发地失去制约，给某些利欲熏心的国有资产经营者以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开始有职工戏称其为“老板”。

当然，不可否认，在他们之中，确实有不凡业绩的经营者。

虽然造成业绩的原因，有垄断经营的优势，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有广大职工辛勤的劳动。

但不少经营者却把功劳统统算到自己头上，归于自己敢于在经营活动中“闯红灯”的魄力，向“主人”拼命地伸手要着要那，待遇越提越丰，薪水越加越多，宅子越住越豪华，小车越坐越高级。

久而久之，他们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心安理得地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当然，他们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但只要后台不倒，不被人抓住触犯刑律的把柄，就照样可以易地做官，既得利益一分也不会少。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长期经营活动中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关系网。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是客观和中性的，不带任何贬义色彩，不是腐败的代名词。

他们的存在，是国家社会生活的必须。

在他们当中大有为官清廉者，大有合法经营者，甚至还有为民请命者。

异己份子的产生，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

但是，考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公共生活
的主导程度，确确实实属于社会结构中的高端，再从他们的实际收入而言，也在总人口中属于上等。

最后，他们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所属人群和社会关系也相对稳定，即便在退休以后，也照常可以发挥“余热”。

所以，对他们冠以“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并不违背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的定义。

他们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很少的比例，却能对社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如果说“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是个影子阶层的话，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

之所以要冠其“新兴”和“民族”的定语，一是要有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我们且称其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二是要有别于以往的“官僚资产阶级”。

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的多重挤压下，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建国初期在“限制、改造、利用”的政策下，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1956年，他们的企业被国家赎买，成为“公私合营”。

在拿了10年定息后，1966年文革开始，定息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复苏，但随着新生资产阶级的蓬勃兴起，他们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的主流。

在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是如何会新生壮大的？本文愿做一、二探讨。

白手起家者。

原先是城乡的普通百姓，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靠办小作坊、摆地摊、跑买卖，不辞辛苦地干一切可以挣钱的事，完成原始积累。

然后又乘着市场启动的巨大惯性，迅速扩张资本，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

承包起家者。

原先是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或普通职工，他们都有着经营企业的潜力，因体制的关系，才能得不到发展。

改革开放后，先承包一个部门，再承包整个企业，在承包的过程中完成原始积累，最后买下全部企业。

由于原企业有着较好的基础，改变了体制
后，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资本迅速扩张。

还有许多原来县级国营小企业和乡镇集体所有企业的经营者，在“转制”的过程中，纷纷以各种手段买下所经营的企业，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

知识起家者。

原先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在把他们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建立市场和人脉关系，并逐步积累原始资本。

在科研成果成功地产业化后，他们也彻底脱离了原单位，把科研成果和知识以市场原则参与资本运作，成为人们所说的“知本家”。

世纪之交以来，不少国内和“海归”的高学历者，以自己的技术和智慧，艰苦创业，也成了“知本家”。

黑道起家者。

原先是社会上的小混混，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改革开放后，靠坑蒙拐骗、制贩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甚至敲诈勒索，完成黑色原始积累。

然后再转做正当生意，跻身上流社会。

侵吞国有资产起家者。

原先是公务员或国有企业经营者，或内外勾结，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因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或在经营过程中，以各种手段，挥霍浪费，转移国有资产，把企业搞垮，再用套出的国有资产低价买下被他们整垮的企业。

企业得手后又奇迹般的起死回生。

这种人能量很大，故对国家的危害极大，民愤也极大。

另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起家者，如证卷投资起家、房产投资起家、高级打工起家、买办起家等等不一而足，就不一一赘述。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创立和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也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解决就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们的产品和企业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他们的存在与功绩也已得到国家宪法的承认和肯定。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阶级，有恪守传统、合法经营的儒商；有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弄潮儿”；也有利欲熏心、心狠手辣的奸商；还有在体制内受排挤、不得志，而被迫“下海”取得成功的红色资本家。

成功后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有回报社会
的，也有奢靡挥霍的，对他们绝不能一概而论。

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社会结构的顺序一直是“士、农、工、商”，官在首位，商在末位。

所以在正统人士的心目中，商人的地位是不高的。

新兴资产阶级也感觉到了这点。

另外，由于中国的现实原因，没有政府的保护伞，迅速扩张资本的进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基于这两点，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立足后，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在政治上立足。

近年来，他们的代表纷纷进入各级人大和政协，甚至还有人进入共产党内。

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快捷的政治立足方法，就是拉政府官员入干股，对他们进行“赎买”，就像当年国家对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

在这一点上某些新兴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前辈要高明的多。

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要比他们的前辈宽松的多，并将越来越宽松。

3.新买办
改革开放后，外资和外资企业像潮水一样涌入国门，给中国来带了产品、技术、资金、理念和就业机会。

由于双方隔绝太久，初来乍到的国际资本，不熟悉中国的文化和游戏规则，亟需既有中国文化背景又懂国际规则的本土高端专业人才为他们打理疏通。

于是新买办就应运而生。

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头脑，精通外语，接受能力强，懂国际商业规则。

经过历练与磨合，他们逐渐担当起各国际大资本的中国大区甚至亚太大区的总代理，公司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们掌握着很大的公司经营的各项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市场和官员。

他们在经济收入上也与国际接了轨，处在“工薪阶层”的宝塔尖。

新买办，为引进外资和高效运作，为中外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国家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强大后备军。

4．新白领
随着境外资本的大举进入、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内部结构的调整，随着金融证券咨询传媒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部分国有事业的产业化，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一个新兴的阶层，白领阶层，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应运而生。

白领是个外来名词。

在欧美，人们把工薪阶层分为蓝领和白领，在第一线直接从事产
品生产的叫蓝领，在第二线从事技术、行政和经营管理的则叫白领。

在早期工业化时代，企业中蓝领的人数要大大超过白领，第二产业的规模和从业人数也超过第三产业。

进入后工业时代，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企业中白领的人数大大超过蓝领，第三产业的规模和从业人数也大大超过第二产业。

于是，大城市的社会人口结构，白领成为了主流。

现在的中国，也开始进入了这样的发展时期。

白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雇佣劳动者，只不过，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长，从事着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行政和经营的管理工作。

虽然，他们有着较为丰厚的收入，但他们早出晚归，为了工作、薪水和体面的生活，经常无偿加班，看老板的脸色行事，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老板永无止境的利润指标，上司苛刻挑剔的冰冷眼神，还有每年大批从各高等院校毕业的求职者，让他们心中的危机感总是挥之不去。

在成为房奴、车奴的同时，身不由己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牺牲品。

白领，时尚消费的主体，网络文化的主流，知识经济的生力军，并正在成为政治生活的风向标。

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农村、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底层，虽身居豪华写字楼，但内心深处仍有着强烈的平民意识；他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有着比较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是新思想、新潮流的倡导者。

5．工人阶级，无奈的回归
随着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建立，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并被纳入国际工人运动的范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安源工潮、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历史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和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内，中央和各级地方国营企业与乡村集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职工，则是工人阶级的主体。

那时的国营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把工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生老病死几乎全部包揽下来。

而职工也为企业，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成千上万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或关停并转。

超过一半以上的“公有”企业职工脱离原来的体制，或流向社会自谋生路，或进入各种“非公”企业。

每年新增就业人员，也由原来主要流向“公有”企业，变为大部流向“非公”企业。

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人员结构，由原来的以“公有”企业职工为主，转变为以“非公”企业职工为主。

而仍留在“公有”企业中的职工，其生存环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与在“非公”企业中的工友一样，具有同样鲜明的雇佣性质。

进入各类“非公”企业的工人，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雇主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双休日，除了春节也没有节假日；工资奖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进企业却要交给雇主一笔数额不小的押金；国家规定企业必须缴纳的职工的各类保险，形同虚设；在有毒有害的生产环境中，工人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旦发生重大工伤事故，有良心的雇主给俩小钱打发，没良心的干脆不闻不问。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群众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

正因如此，在有权有势的雇主面前，再多的人，也是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羔羊。

在“国企”就业的工人群众，在劳动时间和劳动保护上要比“非公”企业的职工强些。

但他们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却由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形式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除了干活，他们失去了对企业的发言权。

他们与企业经营者工资收入的差距急剧拉开。

最主要的，稍有不慎，就有下岗失业的厄运。

以上所述，都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阶级的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又加入了大批非城镇户口的成员，他们被称为“民工”。

虽然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在农村老家又有几亩承包地，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却来自于城市的打工生涯。

在高楼大厦道路桥梁的建筑工地，在劳动密集型的“非公”企业，在街头徘徊的“装修游击队”，都能看到他们奔波忙碌的身影和期盼等待的目光。

他们的劳动强度要高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工友，工资收入却要低于他们，而且还不能按时足额拿到（甚至有些政府工程也拖欠民工工资）。

可他们丝毫不计较这些，却为能找到一份工作而庆幸万分。

“民工”，已经成为大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他们的劳动成果使城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可他们的生存状况却十分令人堪忧。

几十人住一间大工棚，环境污浊不堪；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大部分成家工友的配偶不在身边，造成社会“性”问题；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城市正常就学的问题等等。

还有就是他们的管理，存在着明显的“亚社会化”倾向。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黑心煤”、“黑心矿”、“黑心窑”，都游离于政府的监控之外；而大城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又大都由包工头直接管理；政府的法律法规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他们的城市工友在理论上都有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因为他们还没有工人阶级的名分。

如果他们有了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将令业主十分头疼，也会使政府十分敏感。

中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20年代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之后，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走上了翻身解放之路。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却无奈地走上了回归之路：由“主人”回归为雇佣劳动者；由自为阶级回归为自在阶级。

而要彻底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状况，就必须重新成为自为阶级。

只有重建真正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才有工人阶级的一席之地。

6．城市边缘阶层
社会财富的增加，需要生产劳动的时空积累，而剩余价值的转移和再分配无须依赖社会财富的增加，通过法权的变更，财富就可以迅速聚敛到少数人手里。

他们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博弈心态，而这种心态也会刺激经济的发展。

这时，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但增量的大部分，是按照新的法权原则，又被聚敛到少数人那里去了。

目前的中国就是处在这样的法权变更的社会转型期。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更多的下岗职工、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打工无着落者等人群被迅速边缘化，成为城市边缘阶层。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只要你留意，就不难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发现他们的踪影：拾荒收废者、无证摊贩、票贩、街头卖艺者、特种行业从业者和各类地下经营者。

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被主流社会遗弃而生活在夹缝中的群体，但他们不乏生存的智慧。

人们丢弃的瓶瓶罐罐、书报杂志，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既环保又民生。

当你雨天走出地铁车站会看见他们；当你深夜饥肠辘辘在街头行走会闻到他们；当你出差
在外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又会想起他们，当你要看一场精彩演出也会撞见他们；他们很有见缝插针拾遗补缺的市场头脑。

在风度翩翩满腹商场经纶的绅士面前，她们是卑微的下里巴人。

她们虽然一无所有，也不知道深奥的商场规则，但她们懂得怎样把对方占有的过多的剩余价值给交换回来。

她们的资本就是自身的肉体和情色。

其实她们的行为一点也没有违背资本主义法权的规则：通过所有权份额的交换，达到各自需求的满足。

这就是资本主义法权的全部内涵。

城市边缘阶层是被精英分子所制定的规则边缘化，可他们却通过自己的途径，参与再分配，从社会那里又要回了一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份额。

从经济学的角度，他们的经营活动游离于国民经济的统计、税收和监管之外。

但他们的存在又确确实实反映和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养活了自己。

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所完全认同，但又是谁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呢？
虽然他们被主流社会认为可有可无，但如果对他们过分挤压，必将激起他们中部分人的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导致极大的危害。

这一点急需引起关注。

7．农村阶级状况
中国农村集中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何，决定着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整体质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

建国后，他们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改革大潮中，又是他们首先迈出“家庭土地承包”的第一步，实现了中国农业的起飞。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重建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

农村社会被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还有小商和小手工业者等。

土地改革和阶级划分为巩固新政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贫雇农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土地又归集体所有，但“土改”确定的阶级成分却整整伴随中国农村三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