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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星占星象
《三国演义》中星占星象的作用
星占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政治活动运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很多时候决定和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决断和政治斗争,所以历代的官修《天文志》中或多或少都含有星占术的内容,专门性的星占术书籍更是大量存在,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星占术的用途很广,小至于个人的一生或是即将发生面对的事情,大至国家政治灾害流年等问题都能依据星占术来进行预测。

《三国演义》中的星占星象,一部分取材史书《三国志》,但作者在叙述人物角度、章节安排上作了精心的安排;另一则完全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星占星象在《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作用主要为以下三种。

一、对于国家兴衰的预言
《三国演义》以《三国志》为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取法《资治通鉴》的叙事结构,虽有史实的局限,但是作者运用出色的叙事方法,正确巧妙地处理了历史事件和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既写出了“三分天下,三足鼎立”历史兴替的真实感,又体现了艺术创造的别出心裁。

犹以星占星象的预言运用尤为突出。

例如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时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

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

”第三十一回曹操仓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依刘表操曰:“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

”父老
曰:“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

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

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

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

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

”操笑曰:“何敢当老丈所言?”
预言了东汉末年,战乱纷争的到来以及曹魏的兴盛。

同样对于蜀汉,作者也通过星占星象给出了揭示,如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
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

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

此乃预兆。

不可逆天道。

”黄权、刘巴闻言皆大怒,欲斩之。

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谯周曰:“近有祥风庆云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见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

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更复何疑?”
星占星象的运用,使作者虽取材史传,但通过叙述角色的转变,与其他故事情节的结合,章回的合理安排,极大地增加了叙事的神秘色彩,能够激起读者探知究竟得好奇心理,结合急事用缓笔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期待中不断地积蓄心理能量,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审美满足。

在结构上《三国演义》采用了多头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形式,作者巧妙地运用星占星象预言,揭示了以蜀汉为中心,以曹魏和孙吴为扇形的另外两端三足鼎立的故事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展开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前后贯穿,左右勾连,曲折变化,经纬分明,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叙
事取得了实质进展。

虽未运用星占对拥有相应实力的孙吴进行充分的展示和描写,作者如此处理的目的,似有意为之,以孙吴集团为“庸者之政”,使之与蜀汉的“仁者之政”和曹魏的“霸者之政”形成鲜明对比。

二、对于战争胜负的预测
杨义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指出:“战争与人才,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母题”[1],确实如此,对于战争丰富多彩、胜境迭见、有声有色的描写,更兼期间真真假假的计谋策略的运用,是《三国演义》取得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在战争描写过程中星占星象的运用,不仅更好的表现了战争对历史局面的分合推移所发生的作用,而且在战争中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命运和神采。

例如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
是夜星光满天。

且说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是夜因见众星朗列,乃命监者引出中庭,仰观天象。

忽见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惊曰:“祸将至矣!”遂连夜求见袁绍。

官渡之战是《三国演义》可与赤壁之战媲美的一处战争描写,作者一方面通过星占星象对战争的胜负作出了预测,与国家的兴替相呼应,曹操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魏的基础,展现了天命如此的一面;另一方面很好的展现了袁绍少机谋、不听人言的人物性格,同时也揭示了在天命观下,人谋的作用不容忽视。

天命又是发动战争的依据、指导着战争的进程。

如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
忽班部中太史谯周出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
未可图也。

”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

”谯周苦谏不从。

第一百二回(司马懿占北原渭桥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却说谯周官居太史,颇明天文;见孔明又欲出师,乃奏后主曰:“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


第一百十五回(诏班师后主信谗托屯田姜维避祸):谯周出班奏曰:“臣夜观天文,见西蜀分野,将星暗而不明。

今大将军又欲出师,此行甚是不利。

陛下可降诏止之。

”后主曰:“且看此行若何。

果然有失,却当阻之。

谯周对于诸葛亮的劝谏也是以星占星象为依据的,不仅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天命观,而且读者可以根据星占星象对于战争的胜负作出提前的判断,与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相互呼应。

作者通过星占星象,表达出了自己的天命观,虽然历史事实已是如此,但作者仍旧将其归结为天命,从而营造出一股悲剧性的伦理力量和情感力量,犹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为突出,营造出一种“扶汉有志,回天无力”的悲剧势态,同时也展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神采。

三、对于人物命运的揭示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
小说类型化人物的塑造方法推到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

作者在人物塑造时星占星象的运用,一方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例如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
蒯良谓刘表曰:“某夜观天象,见一将星欲坠。

以分野度之,当应在孙坚。

主公可速致书袁绍,求其相助。


孙坚的身亡,将故事的发展推到了更加激烈的阶段,孙策指领江东,情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引人入胜。

同样的还有刘琦的身亡,使后来刘备接管荆州变得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同时也通过与刘备在刘琦在世之时的再三拒绝执掌荆州的对比,更好的彰显了刘备仁义。

对于剧情发展的精彩性的作用更加不言而喻,例如鲁肃的讨还荆州,关羽的大意失荆州等等经典情节,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

另一方面更好的塑造了人物的性格,揭示了人物的命运。

“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

天道无为,任物自然。

”[2]关、张身死既是悲剧的天命,也是性格悲剧。

关羽性格悲剧是“轻贤傲士,刚而自矜,以致丧命”,天命则如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
孔明曰:“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但恐王上忧虑,故未敢言。

张飞具有“酒后恃勇,鞭挞士卒”的性格弱点,导致自己被杀,而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则说明这也是命中注定: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寝卧不安。

出帐仰观天文,见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坠地。

先主大疑,连夜令人求问孔明。

孔明回奏曰:“合损
一上将。

三日之内,必有惊报。

”先主因此按兵不动。

将人物的命运、性格与星象联系在一起,使人物的死亡,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谱写了悲剧的天命观。

而诸葛亮则是纯粹的命运悲剧,即陈寿所说的“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3]。

司马徽所言:“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4],也是从此角度着眼的。

如第一百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忽一夜仰观天文,大喜,谓夏侯霸曰:“吾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

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见主灯明亮,心中甚喜。

姜维入帐,正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

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

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诸葛禳星,“非为己请命,而为汉请命耳”[5]。

这些英雄的悲剧又互为因果,由产生出一系列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连锁反应:关、张无法避免的性格悲剧,引发了刘备的殉情殉义悲剧,刘、关、张的悲剧,又决定着诸葛亮的命运悲剧。

正是这连锁反应的悲剧,引发了英雄们泪满衣襟的悲情倾泻,浓烈的悲情又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氛围。

星占星象在展现“命由天定,天命难违”[6]的天命观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主贤相,忠臣良将,在纷乱迭起的时代里,为了实现个人理想抗争,为了家国天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没能改变天意,但是他们在“逆流而战”的过程中表现得视死如归及忠于汉室的美好个人品质却没有随人物的身死而失去本身的价值。

结束语
对于星占星象的记载,从《尚书》《礼记?月令》的“敬授民时”,到《淮南子?天文训》不仅论述天象形成的原因,而且探讨了各种天象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再到各代史书都记载了星占星象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政治生活得影响;最后,经过道教的融合吸收,如《抱朴子》:“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

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太平经》:“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众贤,共照万物和生”……我们可以看到星占星象已经走入了人们生活得方方面面,并且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对小说的创作产生的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的影响尤为明显,《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史为依据,所以《三国志》等史书中对于星占星象的记载,是作者创作时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对于星占星象的运用,作者虽取材于史书,但也加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在对国家兴替,战争胜负,人物命运、性格的揭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增加了小说的神秘色彩,预示了小说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能够引人入胜;对于各章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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