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

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
第二节左拉
一、左拉的“巴尔扎克”情结
法国小说家左拉和他所倡导的自然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颇多非议，这和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其理论本身的偏激倾向有很大的关系。

左拉所在的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法国社会急剧动荡，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已成强弩之末。

自然主义作为一个向现代文学过渡的中间性思潮，由于其直面人生的本能世界，强调人的生理性，以及遗传因素对人的决定作用，不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大大超出了人的道德法则的承受底线，所以在现实主义文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人们不能用新的标准来衡量自然主义中所包含的新的文化基因。

左拉作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然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现在，自然主义和左拉已经被认定为是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文学过渡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他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得到了承认。

但是，我们在具体评论左拉的作品时，却还会对他的作品做社会性和生理性的区分。

不可否认，左拉的小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既要准确的把握小说的宏伟结构，又要深入细致的进入到作品的每一个细节，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现代心理美学认为，一部艺术作品的形成过程，就是作家的创作情绪获得外在形式的过程。

所以，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个创作面貌比较复杂的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其作品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把握该作家的作品体系。

左拉的父亲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工程师。

他被法国政府准许修建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他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这条运河上。

但运河没有完工，他便死于一场感冒。

这时候，左拉只有7岁。

各方面的债主都来逼债，欠钱的又乘机赖账，甚至连法院的人也因为运河的事来找麻烦。

年幼的左拉在母亲无助的围裙下，目睹了人世的冷漠与酸楚。

左拉的童年都在南方度过。

南方的森林、田野和河流培养了左拉的浪漫激情，也培育了左拉浓厚的文学兴趣。

但是，左拉在进高级中学时，他没有选文科，而是选择了理科，勤奋好学的少年左拉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出自本意，但却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岁时，由于无法继续在南方生活，左拉跟随母亲前往巴黎，靠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勉强维持生活。

告别了充满诗意的南方，左拉必须在巴黎学会独立生存。

对于这个贫困的文学青年，现实当然不会是可以供人从容俯视的,充满爱情和幻想的世外桃源,而是一堵重重压在身上的,密不透风的墙.左拉当时的创作算不上成熟，还残留着雨果式的激情。

但这只是优美的南方风景的回光返照。

当左拉在人欲横流的现实中为温饱而挣扎，还必须忍饥挨饿在微弱的烛光下创作，血气方刚的左拉怎么能还像缪塞一样，感叹那些凄楚的伤感和忏悔。

“我怀疑一切，首先是怀疑我自己，我在中学所学的东西，对我完全无用，我每走一步都觉得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经历的道路，是到处布满了深渊的。

”左拉的思想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意识极强的热血青年，左拉对一切都充满着偏激的愤慨。

“一个诗人将干什么呢？他将做无情的鞭挞时代的罪过、对上帝和魔鬼都同样嘲笑的16世纪的小说家么？他将做戴着假发、写两行一韵的亚历山大体诗的17世纪的悲剧作家吗？他将做否认一切，连帝王们引为靠山的神权也加以否认、推倒旧社会以便在那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18世纪的哲学家吗？”年轻的左拉要为他的愤慨寻找一种合适的发泄方式。

其实，此时的左拉正站在巴尔扎克当年相同饿处境中：一方面，欲以文学征服世界，另一方面又囊中如洗，饱尝赤贫生活的辛酸，忍受世人的冷眼与嘲笑。

相近的境遇，相似的社会批判意识，左拉很快就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左拉极端崇拜巴尔扎克的人，他称巴尔扎克为他“精神上的父亲”。

当时的巴尔扎克正大红大紫，这就及其容易的对左拉的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极有抱负的艺术创造者，左拉又必须时时注意摆脱这种影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从而在文学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构成了左拉创作心理的最本质的矛盾。

“左拉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

他崇拜巴尔扎克和雨果，但又为自己声誉巴尔扎克和雨果之后而感到生不逢时。

他的那种力求创新的个人意志时时警告着他：要超越巴尔扎克，而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

为此，左拉努力寻找一种能足以向巴尔扎克挑战并击败巴尔扎克的方法。

”这种方法被左拉找到了。

它就在达尔文、贝尔纳、吕卡斯、孔德等人的理论中。

冒险的左拉不顾朋友的劝阻，把生理学引入到小说创作中。

左拉很快就生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然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并以此为根据，写出一大批惊世骇俗的作品。

他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整个的构思框架就是以人的生理机制，主要是遗传机制为基础的。

心理学告诉我们，作家创作形成阶段所受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作家的创作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从政变起到现在止的第二帝国。

用典型人物—凶犯或者英雄—把当代的社会体现出来。

通过各种事例、各种情感上的表现，通过若干巨大事变和风俗上的千万种细节来描写整个一代的社会。

”这里的左拉和构思《人间喜剧》时的巴尔扎克相去不远了。

正像但丁等大师一样，左拉也处在两种相去甚远的思潮的交汇处，创作带有明显的双重性质。

左拉创作的出发点是偏激的自然主义，但由于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巴尔扎克式的，所以，在左拉的创作中，自然主义是表层的，而巴尔扎克才构成了左拉创作的深层结构。

初到巴黎孤苦伶仃的奋斗生涯，现实无情的冷漠以及在胸中沸腾的一腔热血，这些足以形成左拉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认识。

“一年多以来，我都在猛烈地追逐职业。

可是，尽管我追赶的很快，而职业却比我跑的更快。

我觉得我所有的良知良能，我的仁爱心，上帝赋予我的一切都在我身上动摇起来了。

我诅咒这个社会，它只知道使用人的劣根性。

我一想到我不得不在这样的社会机构中充当一个角色，就感到无限的恶心。

”左拉如是说。

站在河巴尔扎克相同的起跑线上，面临着和巴尔扎克相近的处境。

但又一点，左拉是非常清楚地：他不可能再走和巴尔扎克一模一样的道路。

这时候，贝尔纳等人的理论进入到左拉的视野，他浮躁的心态马上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他胸中涌动的对现实的偏激态度就在他自己的那一套自然主义理论中北熊熊点燃了。

所以，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偏激的逆反心理，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表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左拉的用于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含糊不清的，但他也因此达到了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大师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一种片面的深刻。

《戴蕾斯·拉甘》是最能代表左拉自然主义观念的“科学实证小说”。

小说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罗朗和戴蕾斯的性爱悲剧。

左拉为了突出这场悲剧中生理因素的决定作用，他把两人和社会的联系一一切断，仅有的两个知情者是一只猫和已经瘫痪并且失去了语言能力的戴蕾斯的养母拉甘太太。

这样，戴蕾斯和罗朗就成了两个完全自然的人。

于是，左拉就可以吧悲剧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男女主人公的自然本能。

坐着把聚光灯打在以往作家从不曾也你涉足的人的生理本能上。

在这
里，人被剥离了社会面具后，只剩下与动物相差无几的本能世界。

小说大量的笔触集中在人物心理上，而人物心理每一次细腻变化都传达着来自内部的本能欲望的脉动。

左拉对现实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就在对人本能的张扬中，痛快淋漓的表达出来。

从自然主义理论和左拉的创作初衷来说，这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模式，然而，左拉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

原因是多方面的。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就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文学创作中起着本质作用的，始终是直觉和想象。

虽然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反映社会现实，重视调查研究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但是，艺术想象始终是不能代替的。

如果调查研究真的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随便哪一个人用相同的方法去调查一番，都可以成为巴尔扎克了。

自然主义把科学方法引入到文学创作中，其独创性是以以往的文学思潮以及特定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

一旦它所指向的对象轰然倒塌，它的矛头一无所指，它被当做一个样本放在手术台上，它的缺陷马上暴露无遗。

人当然是一种动物，但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自然本能上，而对人的社会性视而不见，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走下去，人就成了河自然界的动物毫无差异的的动物。

这样，文学失去了它的本质。

就《戴蕾斯·拉甘》本身来说，左拉的本意要构造一个完全不受社会环境约束的自然本能的故事。

事实上，男女主人公悲剧的酿成，并不仅仅是自然本能本身演变的结果，而是由于预支相对抗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介入。

也正是男女主人公的内疚心理、幻觉，互相猜疑。

罗朗和戴蕾斯的负罪心理，是人类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沉积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种沉积在意识层面的人类习惯力量，两人才会在杀人后寝食不安，直至互相怀疑对方，都欲杀对方灭口，最后双双自杀。

以科学精神指导文学创作，在19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然而，完全把文学创作理解为对人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把作家和医生当成解剖家，那是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才有的。

特别是左拉，他有一整套系统的理论。

左拉对自然科学的极端化的强调，从渊源关系上看，是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现实主义”真实观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