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的运用

谈张艺谋电影中民俗的运用

作为拥有着几千年文化的中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我们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引领者——张艺谋，其电影中或多或少地穿插着对民俗文化的运用。民俗作为人类千百年来遗留下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影视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不仅是糅合了西方电影艺术和西方美学思想的结果，更在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文化深情的关注与吸收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张艺谋将自己对民俗文化的见解通过摄影机镜头的“民俗奇观”而展现出来。而这些“民俗”电影正是西方人对中国“想象”的主要途径，它的那些民俗虽然看似复杂，有点脱离现实的味道，可是不得不说又源于现实，看到那些灯笼，那些搓脚的习俗，你不会说那是印度或者欧洲其他国度的文化，它有着中国文化独特的烙印。民俗的东西往往是陌生的东西，陌生的东西往往是美的东西，陌生化往往带来奇特的审美感受，张艺谋很多民俗风情的展示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表达。在张艺谋的一系列影片中，到处可见对民俗文化的运用，可见他对中国民俗有着特殊的情结。譬如由张艺谋摄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中迎亲仪式、婚礼场面、黄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这些浓彩笔的描写占据了影片的三分之一；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红高粱》，导演没有把重点描写在“我爷爷”“我奶奶”的抗日壮举上，而是较多描绘了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祭酒神等仪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鲜红的大灯笼，以及那些点灯、吹灯、封灯以及搓脚的民俗；另外还有《活着》中的皮影的描述；《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包梁布、挡棺布”；《菊豆》中杨金山死后全套的葬礼仪式：摔盆、抱灵牌、挡关；《秋菊打官司》中为婴儿办满月酒的热闹场面上，影片展现了虎头鞋、长面、钻馍圈等等。似乎每部影片，张艺谋都给与一定的空间展示民俗文化，使得张艺谋的影片“中国味”特别的浓厚，我想这或许是其影片在国外被众多知名人士行赏的理由吧。

接下来我就熟知的两部影片来详细谈谈张艺谋的民俗情结。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更是将民俗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该部影片中，灯笼是关系到故事发展的剧作因素，与几个女性的命运及故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灯笼仪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作为故事背景的伪造的民俗，它成了电影的主要线索。张艺谋通过“点灯”“吹灯”“封灯”这样的民俗仪式来诉说大院里的女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模式。“点灯”说明老爷该夜与之同房，这位太太得宠了，她可以享有各种特权。“封灯”说明该妻失宠了，就像被打入了冷宫，不仅享受不了任何的特权，连下人都不会给她好脸色看。这一仪式让观众明显看出了男人在妻妾间的追逐、女人为争宠而进行的斗争。在该部影片中，灯笼作为一个载体，它是人物命运的关键，红色的灯笼高高挂时，你可以享受暂时的荣华富贵，可以到处炫耀，享受这所谓的“幸福”，然而一旦封灯，则意味着凄清、黑暗、孤寂，象征着所有的不幸。另外，张艺谋也将那些占卜、鬼怪等无形的心意民俗也驾驭到了该部影片中，如那个写着颂莲的名字扎满了铁针的小布人揭示了颂莲与二太太之间矛盾的开端。在宫廷剧中，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激发，嫉妒的蔓延，都会通过扎满铁针的小布人来展现，张艺谋也应用了这一点。

另外，在我比较喜欢的演员姜文主演的《红高粱》中，开头给新娘子开脸、上头、盖红盖头，新娘上花轿前的训诫，举办婚礼的吹打，接新人途中作弄新娘的颠轿，婚礼后三天的新娘回门，这些带着浓浓中国味的婚嫁习俗，似乎已经盖过

了本部影片的抗日情节。可是当故事发展下去，出现那些剥人皮的场面，以及鲜红的血液与高粱酒混杂在地上时，你不禁会为之颤动，控诉日本人的惨无人道，怜悯那些无辜的生命个体。张艺谋在该部影片中，颜色运用的恰到好处，红色始终是张氏电影的主导色，影片最后，红色的地面，红色的天空，鲜红的影片画面激起了观众强烈的爱国之情。以红色为基调，利用色彩本身对于人的视觉效应，利用了色彩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一种强烈的生命意志，同时还象征着人物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情感特征。

民俗的运用是张艺谋的影片中所表现的象征手法，是引导他走向成功、创造电影神话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所出现的众多民俗往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及地域特色。在这些“民俗”中有的是在中国存在、并且流传至今的真实民俗，有的是张艺谋为了造型与传达情感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可是不得不说在民俗这件华丽外衣的支撑下，张艺谋的电影给与我们新的东西，无论是在视觉奇观上，还是在主旨的表达上，民俗在影视中获得了新的审美意义。每个国家的电影都要凸显其国家的文化内涵，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需要那些反映现实都市生活的本土电影，同样也需要那些反映民族文化的电影。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只有在民族性中，电影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和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