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国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1547），也是爱尔兰领主，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对国家政府机构作了全面改革，在欧洲以均势外交政策保障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些促使英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使英国最终形成为统一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亨利八世作为拥有空前权力的专制君主，起了重大作用。

姓名：亨利八世
外文名： Henry VIII
国籍：英国
出生地：普拉森舍宫
出生日期：1491年(辛亥年)6月
28日
逝世日
期：
1547年1月28日
职业：英格兰国王、爱尔兰领主
主要成
就：
进行宗教改革
皇室：都铎王朝
在位：
1509年4月22日—1547年1月
亨利八世之父亨利七世，本系王室远亲，在战场上夺取王位，开创了都铎王朝。

亨利七世大力加强王权，镇压旧贵族的叛乱，使英国初步得到统一安定。

在此期间，英国资本主义因素迅猛发展，产生了部分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业的乡绅阶层（或称“新贵族”），在东部、西南部和北部建立了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呢绒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以伦敦为中心，经营国内海外贸易的商人公司团体也发展壮大起来。

毛纺织业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围圈土地牧羊或专营粮食生产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使得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业的乡绅，靠着剥夺农民，侵占土地而发财致富。

在文艺复兴影响下，文化、宗教、法律界出现了一批具有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与改革家。

地理大发现，航海业、印刷业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与此同时，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会，仍然维持着对西欧各国的严密控制和最高权威，大陆上西班牙、法国、德意志等几个大国在激烈争夺欧洲霸权，随时对英国构成威胁。

在英国国内，教俗旧贵族在中央和地方上仍居统治地位。

这些情况，对于国家的统一强盛，王权的巩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都起了阻碍的作用。

亨利八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509年继承王位的。

勇武国王
年轻的亨利八世
这位年轻国王身材魁梧，气概豪放，健壮勇武，多才多艺，给当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诗人斯克尔顿是他的教师，稍长时他会见并请教过伊拉斯莫和一些文艺复兴名人。

他懂得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一些西班牙文、希腊文，爱好诗歌音乐，并能作曲演奏。

亨利八世在其统治初年，他的某些作为显示了文艺复兴新思潮的影响。

他称誉博学多才，大力攻击教会的腐朽与教士的愚昧的人文主义者科勒特为“我的博士”。

他亲自拜访《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并一直任用他为亲信大臣。

亨利八世也支持维护英国司法权，反对罗马教廷干涉的人，声称“在英国国内除了上帝，国王是最高权威。

”传说他曾到大毛织工场主温彻康布家作客，称羡他比自己还富有。

亨利八世一手创建了王家海军，他下令建造快速灵活的新式战舰，把火炮装在船舱内部，并配备专门的战斗水手，并修建了几个海军专用的船坞。

他在1514年给特里尼蒂公司颁发特许状，令其专门经营航海业，并有权征税资助航海和设置灯塔。

但亨利八世受封建贵族旧传统的影响也很深。

他精通枪术，弓马娴熟，把大量时间花在与贵族骑士们比武、打猎、游乐上，不愿处理日常政务。

他颁布法令，严格规定贵族在服饰上的等级区别，禁止平民在服饰排场方面有逾越之举。

亨利八世标榜拥护罗马教皇，维护天主教会及其正统教义，烧杀了大批英国下层平民中的教派“劳拉德派”的信徒，及各种“异端分子”。

以至他的秘书曾写道，在英国由于烧杀异端所费木材之多，竟使木材因奇缺而价格上涨。

1521年，亨利八世发表《保卫七种圣礼》一文，驳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因而被教皇利奥十世授予“信仰的保护者”的称号，却被路德斥为“戴着王冠的蠢驴”。

好大喜功
亨利八世早年继续执行反对法国、联合西班牙的外交政策，继位后，即与他早逝的长兄阿瑟的寡妻、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

1513年，亨利八世以保护教皇为名，联合西班牙对法国开战，在圭内加特大败法军，并在英国北部夫罗登打败了法国的同盟者苏格兰的军队。

这次胜利使亨利八世野心大增，志在左右欧洲局势。

就在此时，他发现了商人出身的教士托马斯·沃尔西的才能，当即加以重用。

从1515年起沃尔西兼任大法官、约克大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代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

沃尔西所推行的政策，是利用西班牙和法国的矛盾从中渔利，以拥护罗马教皇为号召，充当欧洲列强的仲裁者，力图扩大在法国境内所占的地盘，并促进在西属弗兰德尔地区的贸易利益。

亨利八世以国王身份，也经常亲自出马搞外交活动。

他的对手是同样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几位国王之间进行过多次排场豪华，声威显赫的访问会见、谈判联盟、媾和以及通婚等问题，这在欧洲外交史上是空前之举。

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亨利八世显示了他精明诡诈的手腕。

1518年欧洲列强签订了标榜共同维护和平的《伦敦条约》，1521年英国主持调解法西战争的加来会议，都是英国均势政策的产物，英国从中也捞取了相当好处。

但是在1519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号称查理五世，成为大半个西欧的主人后，英国的政策却未随机应变。

亨利八世竟想联合查理五世征服法国，实现他夺取法国王位这种不切实际的野心。

从1522年起，亨利八世连年派兵入侵法国，并向查理五世提供军费开支，以求支援。

巨大的支出耗尽了原本相当充裕的国库储备，亨利八世不得不召开议会征税，并强索捐助。

这严重侵犯了乡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全国一片反对之声，其原因正如有人一语道破的那样:“如果国王打败了法国，他就会把所有的时间和财富都花在那里。

”新兴资产阶级已有足够力量抵制国王违背民族利益的野心，亨利八世只得让步。

对法战争损失巨大，无所收获，查理五世却得以在意大利战争中大败法军，俘获法王，后又进军罗马，把教皇控制在手中，把英国抛到一边孤立起来。

当时英国不但外交受挫，内政也陷于混乱。

沃尔西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无视乡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牺牲民族利益，来满足以他为首的英国教会上层和高级教士的野心贪欲。

并使许多急待解决的内政问题遭到忽视。

随着宗教改革思想传入英国，广大群众反天主教会的情绪日加高涨，乡绅和资产阶级中涌现了许多思想更为激进，力主改革的人士，他们要求摧毁天主教会这个最强大的封建势力，排除罗马教廷和背后操纵它的外国列强的干涉剥削，并通过改革使英国变得更为统一强大，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正值此际，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成为英国改革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宗教改革
当时的英国议会，上院由几十名贵族、主教及修道院长组成，由于其成员的任命召集之权在于国王，所以较易为王权控制。

下院成员，一部分由全国各郡中土地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乡绅选举，原则上每郡两名，一部分由国王授予特许状的城镇，按各自的惯例选派，共有300余人，他们多数是小贵族、乡绅、工商业者和律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乡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们在当时已成为国王获取财政和人力支持的重要依靠。

亨利八世了解到，在议会中普遍存在着反对教会特权和外来干涉和要求使国家独立强大的情绪，他决定利用这些向教皇和教会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把各种重大问题提交议会来讨论决定。

国王(10张)
亨利八世也开始重用改革派执掌各个要职。

他发现了商人、律师出身的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杰出才干，从1532年到1540年，先后让他兼任王室财务官、国库大臣、国务秘书、掌玺大臣、教会首领代表等要职，使克伦威尔掌握了行政、司法、财政、外交、宗教各方面大权，成为领导这场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

亨利八世于1533年提拔改革派的低级教士托马斯·克兰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领导英国教会，并重用了许多改革派人士在政府和教会任职，取代了反改革的旧贵族和高级教士。

议会从1529年到1536年，连开八届会议，在克伦威尔等改革派人士策动下，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实行宗教改革。

根据议会法案，先后使亨利八世从教会勒取大笔罚金，截留给罗马教皇的年贡，取得制定教规和任命主教的全权，取得教会最高司法权，取代罗马教皇成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把主教首年俸和什一税归为己有，解散所有修道院，将其巨额土地财产收归王室。

从此，英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体系，建立了由国家政权控制的，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英国国教会。

在此期间，亨利八世于1533年由英国教会法庭批准，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并与安娜·波琳结婚，同年诞生女儿伊丽莎白。

由国会法案确认了这项婚姻及其后裔继承权的合法性。

由于夺取教会财产，王室财政收入增加了两倍左右，使亨利八世成为英国空前富有的国王。

正由于这些好处，亨利八世对于上述议会法案的制定与通过，一直采取赞同、鼓励以至促进的态度。

改革前进之远，恐怕并非他的初衷，但是任何措施只要于王权有利，亨利八世还是表现得勇于决断，没有犹豫顾忌之态度。

宗教改革引起了国内外反改革势力的强烈反对。

教皇将亨利八世开除教籍，神圣罗马帝国威胁要入侵和断绝贸易。

亨利八世审时度势，依靠全国民族情绪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支持，进行强硬反击。

他宣称:“那怕教皇开除教籍一万次，我也不在乎。

我要向所有的国王证明，教皇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西班牙人要是来的话，就别想回去了。

”“弗兰德尔若没有英国贸易，就只有垮台。

”他利用法国与西班牙的矛盾，在一些问题上取得法国国王支持，并与一些信奉路德教的德意志诸侯结盟。

亨利八世在国内加强镇压，1534年议会通过“叛逆法”，规定凡是用言论、文字、行动诬蔑国王为异端、裂教者、暴君等恶名者，不承认国王是教会首领者，否认国王婚姻合法者，均为叛逆，罪当处死。

依此法案，杀掉了一大批反改革的教士，托马斯·莫尔也因不承认议会有权进行宗教改革，而被处死。

但同时，一些信仰各种改革教派的人，也作为“异端”被处火刑。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巩固国家统一成为迫切的问题。

当时封建旧贵族在靠近苏格兰的北部地区，威尔士和西部边区及爱尔兰的英占区，仍有着强大的割据势力。

他们勾结教皇与西班牙反对改革，阴谋暴乱。

1536—1537年北方的旧贵族和教会势力利用农民的不满，掀起了名为“求恩巡礼”的叛乱，向南进军，要求取消一切改革，并惩办改革派。

亨利八世依靠改革派广大群众的支持，坚决镇压，杀掉废掉了一批北方旧贵族，成立由改革派主持的“北方法院”进行统治。

在威尔士和西部边区，则成立了由改革派主持的“威尔士边区法院”，惩办了大批不法的旧贵族，推行英国的行政司法制度。

议会于1536年和1543年通过法案，把威尔士正式并入英国。

由于改革派取得的成就，1536年的议会法案规定，国内原有的一切封建特权区必须在国王的名义下治理，实行统一的行政司法制度。

从此，国内的封建割据基本被消灭。

1536—1537年，亨利八世还镇压了爱尔兰英占区旧贵族的反改革叛乱，派改革派人士为代表进行统治，他自己于1541年兼称爱尔兰国王。

1538—1539年，亨利八世以勾结教皇的罪名，杀掉了最后一批约克王朝王族，至此据地自雄的旧贵族基本被清除掉。

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没收大批修道院地产，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王室由于财政需求和谋求政治支持，把大批地产转卖或赠送给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使这些新兴势力发财致富，成为宗教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大搞圈地，提高地租，赶走佃户，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1531年和1536年议会通过法案，用肉刑、奴隶劳动和处死等血腥手段，残酷镇压流浪者。

惩办流浪者、安置劳动力、征救济税、维持治安，管理地方行政司法事务的权力，则交给由乡绅担任的治安法官和教区职员，使他们取代教俗封建主，成为中央在地方上实行统治的工具。

随着内政、外交、财政、司法、军事、宗教事务的日益繁杂，原来的宫廷和贵族谘议院这些旧机构已不能适应需要。

克伦威尔等改革派便进行了政府改革。

由大法官、财政大臣、枢密院长、掌玺大臣、国务秘书、警务大臣、会计官、御前大臣等十几位主要专职大臣组成枢密院，成为中央政府核心。

亨利八世作为国王有任免枢密大臣的全权，并是枢密院会议的名义主持者。

由议会法案规定其组织形式的各个财政法院分管各项收支，国王的宫廷则变为专管国王个人事务的政府部门。

司法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星室法院、请求法院等特权法院成为推行政府政策，实行镇压的得力工具，弥补了旧有的通常法院因循腐朽，缺乏效率的状况。

这些改革造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使亨利八世拥有以前的国王从未得到的专制权力。

但是亨利八世一无常备军，二无庞大的官僚机构，他的专制地位取决于封建贵族和乡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

因此他必须利用议会两院，用议会法案的形
式决定财政税收、王位继承、宗教事务、政府机构组织、经济政策各项重大问题。

他不得不对乡绅和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让步，许诺议员有言论自由和不受逮捕之权。

他宣称:“我的地位从来没有比在议会中为高。

在这里我是首领，你们是成员，两者合为一个政治实体。

”亨利八世这个策略，客观上为乡绅和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开辟了道路。

宗教改革对思想文化领域也有重大影响。

在克伦威尔、克兰麦等人倡导下，广泛发行英文圣经，在礼拜仪式中采用了一些新教教义。

破除了偶像、神龛、朝圣等迷信。

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下层人民的觉醒，使亨利八世感到恐惧，认为进一步改革将危及他的统治。

1539年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六信条法”，规定三位一体，化体说、弥撒、忏悔、教士独身等天主教主要教义和仪式必须遵行，违者罪至处死。

1540年在反改革派挑唆下，亨利八世将克伦威尔处死，大肆烧杀、迫害改革派，还下令禁止一般平民阅读英文圣经。

1543年制定的“国王书”，更进一步肯定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所有圣礼。

但是改革潮流不可阻挡，广大改革派人士并未屈服，亨利八世也深知不能再与罗马教廷妥协，只得在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摇摆。

改革其间为处死数7万多人，约为当时英国人口的2%。

从此英国教会成为圣公会，基督新教的一个单独教派。

圣公会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宗教改革，因为它和天主教没有任何理论原则的分歧，只是不承认教皇的权威，以英王代替而已，而圣公会的大主教与教皇的名称相同，都是叫POPE，教会的英文名称亦相同，都是Catholic Church，只是为了与天主教分开，改为英国公教 - Anglo-Catholic Church，其他的只有部分礼仪简化了。

亨利八世晚年在国内外政策上均无建树。

他企图控制苏格兰没有成功，随之在1542到1546年间重与法国开战。

依靠大规模征税、借债来维持战争，结果毫无成就，带来的只是财政破产，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王室没收修道院所获地产，大部分被抛售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