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

摘要：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从总体来看，主要与其生活经历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关系密切，而且作家接受文论传统熏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河南周口作家张新安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不仅成就颇丰，而且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出作家风格形成与生活经历、审美趣味和文论传统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作家；创作风格；张新安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到，文学作品总要涉及到四个要素：世界、作品、作家和欣赏者。[1]这四个要素在文学创作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影响着一部作品的最终完成，其中包括作家的一度创造和欣赏者的二度创造。风格是作品的审美标志，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而创作个性的最终形成也与这四个要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某个作家，表现为与其生活经历、前人的文论传统和独特的审美趣味追求等密切相关。河南周口作家张新安先生自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的多部作品在省内外文学刊物发表或被转载，其中一些短篇小说如《药引子》、《绝招》等构思之巧妙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作者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其作品坚守本土，极具地域色彩，在展现叙事智谋的同时，以细腻的笔触，凝练的语言述说着故乡的人情风貌。本文尝试由此对张新安先生的作品进行分析，探求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动因。

一、作家生活经历与其创作风格的形成

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艾布拉姆斯提到的“世界”这一要素，即社会生活，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基础，作家只有熟悉社会生活，把握各色人等的言行，才能运筹帷幕于笔端，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托尔斯泰认为作家应该是自己融入生活和集体之中，作为其中的参加者，才能有丰富的经验积累。这是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英国小说家格雷安?q葛林在《喜剧演员》曾谈到，作家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基本是他自己的全部经验。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体验于作家的重要性。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生活经历为其创作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张新安先生的生活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是周口人，当过工人、当过兵、干过行政，后又到日报社工作，长期从事政法报道工作。复杂的生活经历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他的生活经历在作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统揽张新安先生的作品，其作品大多围绕乡土、政法涉案和军队展开，表现为第一，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周家口为背景，即作者故乡的原型，比如短篇小说《绝招》、《狗肉汤》、《呼家班主》、《闪电手》、《孝匪》、《血性》等，纪实作品《名臣遗踪――曾国藩周家口督剿捻军揭秘》更是如任动老师所说，这是一部“研究周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第二是政法涉案题材，如《大案警示录》、《华夏魂》、《女刑警队长》、《烈士永生》、《幽灵在阳光下现形》等；第三，还有一小部分以军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比如短篇小说《稀拉兵》。由此可以看到，作者虚设故乡周口为周家口，把它作为故事背景展开述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对熟悉的环境易于驾驭，人物形象的语言与生活习俗更是信手拈来。作者的另一部分作品围绕政法涉案和军队，与其长期从事基层政法报道工作，一线采访，亲历险境积累的丰富生活素材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作者在创作中选取故乡作为故事的背景，是丰富的生活经历提供的创作基础的话，他的军队生活和从事政法一线报道的工作形成的素养则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创作主旨。作家到底应该写什么？报告文学作家张雅文说：“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要在选材和创作中体现作家的良知与悲悯之心，要关注民生，用自己的作品呼唤正义！”[2]当很多文学作品放弃了良知去迎合潮流，充当写手媚俗的时候，作者仍然在自我言说的同时，以悲悯之心呼唤良知，坚

守着主流话语导向，比如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呼家班主》、《血性》等，长篇小说《女刑警队长》等。这正是作者经过复杂生活锻造的创作主旨的具体表现。

二、文论传统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

作家的创作不仅与其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而且深受文论传统的影响。美国批评家布鲁姆说：“前驱者象洪水一样向我们压来，我们的想象力可能被淹没，但是，如果新诗人完全回避前驱者的淹没，那么他就永远无法获得自己的想象力的生命。”这充分说明了文论传统对今人的重要性，作家在创作中潜移默化中都会受到文论传统的影响。

“典型”指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而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典型”的理论基础。他说：“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3]《诗学》）他明确指出，因为诗所写的人和事带有普遍性，所以它比历史要更为真实。典型理论在中西文论史中都有体现，即使中国古代的艺术实践，偏重于抒情写意，重视比兴方法，情景交融的意境，也存在典型理论，如刘勰的“以少总多”等，都是与典型相类似的提法。张新安的系列短篇小说，大都是通过精炼的叙述塑造了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如《药引子》里的陆静轩；《祖传秘方》里的二傻；《神算》里的瞎猫等。在每篇小说中，作者借助巧妙的叙事智谋，向读者展示了鲜活的故乡人物形象。这些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亦庄亦谐，或正或反，是作者从故乡的记忆中精选的典型，他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的同时，不仅给读者呈现了一张众生百态图，而且通过背景的铺陈和民俗风情的描写，使作者的故乡如一幅清明上河图慢慢被打开，故乡的千姿百态不动声色地被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独特的审美趣味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

作家创作风格的最终形成决定于作家的创作个性。创作个性体现着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追求。正是由于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才使作家成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如果说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论传统给作家创作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的话，那么其创作风格的形成最终决定于作家对审美趣味的追求。“周口作家群”的出现是周口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相对于周口之外的其他作家群来说，“周口作家群”有着自己的地域创作特色。任动老师在《异军突起的“周口作家群”》一文中提到，评论家南丁先生指出最能代表“周口作家群”创作成就的是那些“带有鱼腥味道和小草气息”的乡土文学。“周口作家群”中，同样是书写“鱼腥味道和小草气息”的作家，如前期评论会讨论过的作家宫林，阿慧等，就存在很大区别。张新安作为作家群里的一员，之所以成为了“这一个”，正是其独特的审美趣味追求使然。

张新安的短篇小说工于叙事智谋，比如小说《药引子》，主人公陆静轩医术高超，就是不肯说出陆家治疗眼疾的绝法，作者三番五次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才揭示了不是绝法的绝法。“周口作家群”中宫林的短篇小说也工于叙事智谋，但张新安的作品与之相比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经常细致地描述故乡的环境和民俗生活，如《药引子》、《呼家班主》等，读者在领略作者叙事智谋的同时，也了然了周家口的风俗人情。

张新安的很多作品乡土气息浓郁，尤其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其他的周口作家在书写故乡的时候，也会用浓郁的乡土语言渲染气氛，应该说，他们更愿意使用“文明”的乡土语言。张新安作品的乡土语言运用更原汁原味，如《一把手》、《二傻》等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符合人物身份的粗口，最典型的就是周口人常说的“鳖孙”。在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这些被人视为低俗的粗口，逐渐远离读者的生活，作者在文中适当地运用，正如“陌生化”的写法，陡然唤起了读者的新鲜感和遥远的记忆，正如其作品《一把手》中，一句粗口使乡情蓦然展现。这些乡土语言在博得读者会心一笑的同时，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增强了读者对故乡的亲切感。

贯穿张新安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作者始终坚持对故乡周口的描摹，他不仅在小说中把故乡作为背景，而且在纪实作品《名臣遗踪》中，提供了很多史料考证周口历史上的人和事，确

实是“研究周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4]张新安的系列作品从叙事智谋、语言运用，到对故乡的书写，都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创作审美趣味追求，这是其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很多因素有关，从总体来看，主要与其生活经历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关系密切，同时，作家接受文论传统的熏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家张新安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不仅成就颇丰，而且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出作家风格形成与生活经历、审美趣味和文论传统的密切联系。他的系列作品，可以说其生活经历、文论传统和独特的审美趣味追求使他的创作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对故乡执着的书写，或许表征对乡土的坚守，一种对行将消逝的乡土生活的最后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