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国际政治论文.doc

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_
国际政治论文
bsp;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 (I)
have
very
little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

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
们。

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

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

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

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

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

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
71.)
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