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素材

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瓦解。

“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文化交往等方式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进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国家运行变成资本主义式的，从而在不动声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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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

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由于它所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叫"和平演变". 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寻找一种办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在两制度之间进行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以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和平演变大致有以下几条途径：第一个途径是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美国在西欧设立两个专门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电台公开承认，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美国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第二个途径是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时密切注视着东欧、苏联等国的内部动向，例如，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联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国合众社对1987年7月，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为波兰前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提供100万美元津贴的决定，使资助团结工会的行为从暗地里变为完全公开化。在波兰发生剧变的过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对波兰社会主义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对团结工会都给予巨大支持。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西方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冷战”时期，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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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看待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加紧对于我国的“和平演变”政策。马克思、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防止“和平演变”保持着警惕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贯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0年代苏东的巨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10月《高校我理论战线》一篇文章的观点，说明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系统理论。该文指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在思考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防止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致走向失败的问题。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就说过：“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还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把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